1958年10月的一天，中关村的初冬已有凉意。毛主席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第一次近距离观看我军科研人员自制的火箭模型。那时的小火箭要靠几根粗橡皮筋弹射升空，毛主席笑着调侃：“这像湖南的木偶戏。”他的话音里带着欣赏，也透露出一丝期许——总得把真正的火箭送上天。
转眼到了1960年2月19日，上海南汇的海风裹着咸味扑面而来。潘先觉和同事们守着一支刚刚完成总装的T-7M液体探空火箭，临时搭起的发射台简陋得很，打气筒却真真切切地把氧化剂一点点灌进贮箱。按下按钮时，轰鸣随即撕裂海面上空，那枚银灰色的“长筒”冲向30多公里的高空，留下一道白线——中国第一枚液体火箭就此诞生。消息传到北京，缓缓落地的不是火箭残骸，而是一颗“可以干成”的定心丸。
4月，聂荣臻元帅带回了现场汇报。毛主席当即表示要亲赴上海，“看看咱们自己的火箭长什么模样”。但真家伙体积太大，上海机电研究所只能连夜做出一批缩比模型，由潘先觉把总，摆在延安西路200号的房间里，静候最高统帅的到来。
5月28日下午，灰色轿车停在院门口。毛主席步履稳健地进屋，抬头见那支高耸的模型，双目放光，举手一摸漆面，像在感受它的骨骼。介绍刚开始，他就连发三个问题：“多重？推力多大？回收成功了吗？”潘先觉一一作答，还补上最新数据：“最高试飞已突破四十公里。”毛主席闻言轻轻点头，说了句：“好苗头。”
参观到一半，主席忽然留意到胸牌上写着的姓名，顺口问：“小潘，你是哪所大学毕业的？”“上海交通大学。”潘先觉回话干脆。毛主席的眉头蓦地舒展开来：“哦，就是那所学生自己开火车去南京维权的交大？”“正是。”听到肯定答复，他握住潘先觉的手，连声道好，眼里颇含赞许。
主席提及的那段往事，已过去十三年。1947年春，上海交大3000多名师生为保校名、保专业，自做司炉自当司机，把一列被停运的列车开往南京。沿线铁轨被拆，就地又被学生铺好；当局不卖票，干脆不要票。青年们高唱“火车不开，自家开”，把护校行动闹成了当年报纸的大标题。那次胜利，守住的不仅是校园招牌，更留下“敢闯敢干”的烙印，想来正是主席念念不忘之处。
潘先觉出生于1934年，1957年从交大机械系毕业。原本打算进船厂，他却在毕业前夕接到调令——速赴北京清华园报到。那是钱学森亲自主持的“导弹火箭基础理论训练班”，来自全国的青年工程师、物理学和数学尖子坐在一间大教室里，重新开始微分方程、燃烧动力学、空气动力的强化魔鬼课程。三百来天，白天上课，夜里推公式、画草图，硬生生抠出一套属于中国人的火箭设计方案，连美方专家看了都承认“有点门道”。
1959年国庆，第一幅国产中近程导弹总装图在天安门城楼旁展出，引得不少将军驻足。可当方案落到上海工厂，现实便开始叫板。精密仪器缺、合金材料差，加工把控又无经验，“车到半路卡壳”几成定局。年轻的潘先觉顶着主任工程师的名头写报告，建议删繁就简、降低指标，被一些人指责“泄气”。一纸免职书摆到面前，他沉默了三秒，只说一句：“先把火箭弄上天，再谈面子。”
机器轰鸣，图纸重绘，零件改造，夜里挂着汽灯测数据。试车台上，焊点炸裂，火焰倒灌，技术人员冲进去第一件事就是嗅一口味道，“燃烧没对路，再来！”不到一年，缩比型火箭整装待发。2月19日清晨，潘先觉带着工程师们踏着冻土，一步步走向发射坪。望着计时器归零那一瞬的红光，谁也没来得及喊“点火”，巨响已把言语吞没。
火箭的成功试射，让“造不出”三个字化为过去式。它不仅让探空实验有了真正的马车，更让“两弹一星”的雄心有了现实支点。中央很快决定：在上海建立系统配套的航天制造体系，潘先觉重新被请回核心岗位。有人取笑他说“官复原职”。他摆摆手：“只要零件合规格，没人记得我的职务也行。”
毛主席在火箭旁驻足良久，突然冒出一句：“上海交大有火箭专业吗？”潘先觉笑着摇头：“全国都还没有呢，只能边干边学。”主席轻拍他肩膀：“实践就是最好的课堂。等你们把大火箭也造好了，再去给年轻人开课。”这一番戏言，后来真成了现实。1961年，哈军工、北航等校相继设立了火箭、导弹专业，而交大人在新领域里也没落后，许多青年学子受到激励，转而投身国防科研。
有人说，潘先觉的履历像一枚腾空的火箭——从交大校园起步，越过清华园，冲向南汇海岸，再飞向太空。上世纪七十年代，他又把满脑子的经验用在大型客机“运-10”身上，主持气动与结构设计。飞机首飞成功那天，老潘淡淡一句：“还是那套老方法——先动手，边干边想。”身边的年轻工程师听得心热。
半个多世纪过去，南汇荒滩已成灯火通明的临港新城，当年的简陋发射架只剩黑白影像。可那声撕裂长空的轰鸣，却像校歌一样，留在无数工程师的耳边，更随着时间成了中国航天的开场锣鼓。至于“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这句提问，已被无数次提起、无数次回答，它提醒着后来者：出身重要，骨气更重要；课堂可贵，实践更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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