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毛主席找陪伴自己27年的叶子龙谈话：你最好离开中南海|叶子龙|延安

1950年11月25日清晨，鸭绿江上雾气翻滚，彭德怀的前方指挥所里灯火未灭。一封加急密电顺着延绵电线一路北上，最终落到北京丰泽园的机要桌面。译完密文的叶子龙放下铅笔，额头冒汗——电文通报志愿军指挥部遭敌机轰炸，一名中国干部牺牲，姓名处却空空。这种空白，让久经沙场的他隐隐不安。

按照惯例，他该立刻递进菊香书屋。但手指刚触门环，脚步停住。十多年的耳濡目染告诉他：大事当有分寸。那天午后，他把电报交给周恩来。总理皱眉，轻轻按住电文，语速极慢：“先压一压。”一句话，电报被锁进抽屉，暂不呈递。经验与信任，让叶子龙完成了这种非常规处置，这也成为他与毛主席关系的新拐点。

三十年代的往事随即涌来。1936年2月，东渡黄河队伍刚在山西落脚，十九岁的叶子龙第一次给毛主席送密电。少年在门口站了好久才鼓足勇气敲门。湖南口音的“进来嘛”成了他后来几十年记忆最深的声音。那天，对话只持续十多分钟，却决定了他此后的人生航向。

东征、会宁、延安，他始终揣着密码本紧跟首长。抗战爆发后，密电骤增，一夜译六七份是常态。翻译“豪密”需要极高准确率，他鲜有差错，靠的不是天赋而是死磕。有人纳闷，一个青年怎能把嘴巴管得这么严？答案很简单：机要岗位只有一次失误机会，而他从不愿丢命也不想丢人。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延安窑洞的煤油灯彻夜未熄。次年整风结束，中央开始酝酿机构精简。叶子龙白天译电，夜里还要给主席准备简单的夜宵——辣椒、红烧肉、两碗小米粥。艰苦岁月里，这几样食物已算奢侈。主席常笑着指他的碗说：“辣得过瘾。”外人看是玩笑，可二人心知，那是战地里短暂的慰藉。

1949年3月23日，西柏坡起程北上，车队驶入北平西山时雪花零落。护卫、机要、警卫团分散埋伏，叶子龙就坐在指挥车后排，左手电台右手密码本。沿途电报此起彼伏，他一边译码一边递稿，生怕出现半点纰漏。进中南海后，他住在菊香书屋西厢房，推窗便能望见主席办公室的灯。那盏灯经常亮到深夜，他也陪到深夜。

战争年代，生死系于一线。和平年代，考验却换了模样。1950年毛岸英赴朝，叶子龙心里犯嘀咕：这孩子肩上担子不轻。三个月后，再次收到那封写着“机要秘书请示更换”字样的电报，他的担心成了现实。向主席报告那天，屋里静得落针可闻。他递上电报，退后半步站定。毛主席抽烟的声音轻而急。几分钟后，一声低沉的“知道了”划破寂静。那天夜里，菊香书屋的灯亮到次日黎明。

电报风波过去，时间进入1961年。中央倡导干部下放锻炼，叶子龙被点名赴河南许昌。半年乡间劳作，他学会了分蘖、会插秧，也第一次发现“脱开中南海的节奏，其实还能呼吸更粗的空气”。回京那天，迎面而来的却是新的指示：精简内设机构，秘书班子将大调整。很多人揣测主席会如何安排“老叶”。答案在次年春天揭晓。

1962年2月的一天傍晚，北京刚停了小雪。叶子龙被叫到菊香书屋。炉火里松枝噼啪作响，毛主席翻完一份文件，说出一句让他手心冒汗的话：“你最好离开中南海。”短短十二字，却像平地响雷。紧接着又补一句：“跟了我二十多年，很不容易，你还有前途，到任何地方都要努力工作。”话音不高，却铿锵。叶子龙喉头发紧，只应了一声“是”，眼眶却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