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初夏，北京城的空气仍带着泥土芳香。中南海里，卫士递上当天来自各地的文件，其中一封贴着“湖南长沙”字样的信件，引起了工作人员的注意。信封薄薄，却分量不轻，收信人是毛泽东，落款则是“刘策成”。毛泽东拆开信，见到熟悉的字迹，不禁轻笑。身边秘书看到他眉梢一动，心里明白：这大概是那位救命恩师的消息。
向前倒推二十七年——1923年4月，长沙城头风雨如晦。时任湖南省警察厅厅长的刘策成，收到赵恒惕密令：缉拿“煽动工人暴动”的毛泽东。就在当天夜里，他派人悄悄传话：“毛润之，速离长沙，否则凶险难料。”毛泽东闻讯连夜迁出，并在恩师家中换装出城，才躲过军阀搜捕。这段往事后来被毛泽东说成是“捡回一条命”。当时刘策成身份尴尬，他既是赵恒惕的远房亲戚，又暗中同情工人运动，对年轻学生毛泽东尤为欣赏，只能两面周旋。
刘策成的来历并不普通。生于1883年的他，早年日本留学，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在湘省名校任教，以博览群书著称，学生们喊他“活历史”。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最喜欢听刘先生讲《春秋三传》，两人常就“商鞅变法”或“李自成得失”争辩到深夜。刘策成直言：“史可镜今，人须自为。”这样的课堂，给热血青年留下难忘印象。
1924年底，毛泽东病归长沙养病。赵恒惕又布下罗网，誓要补捉“潜行分子”。刘策成再次出手，托地下关系送来一百银元，并叮嘱一句：“迟一刻就走不脱了。”毛泽东随即南下韶山，一身病骨熬过寒冬。两次临危授命，使得师生之间的情分日益深厚。
抗战爆发后，政局翻覆。刘策成被派到衡山县长任上，因清廉而被百姓称为“刘青天”，却也受制于蒋介石的猜忌。1939年，他在长沙与徐特立长谈，得到一本《论持久战》，连夜通读，拍案称奇：“润之胸襟，当为国器。”此后他多次呼吁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终至与蒋介石渐行渐远。
1949年8月，湖南和平易手。刘策成本可南下香港避祸，却执意留在长沙，向新政权递上绵薄之力。他给毛泽东写了封长信，开头借《淮南子》典故提醒执政者：“去其害马者，斯可长行”。毛泽东当即回信，感谢他“昔日护送之情”，并请他安心为民服务。未几，刘策成被聘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
然而新岗位行政事务繁杂，难以让这位年近古稀的学者潜心典籍。1950年春天，他再度提笔，北京收信人看到纸上寥寥一句“乞得一隅书斋，愿尽余年心力”，忍不住笑了。毛泽东挥笔回函：土地家庭事宜交农会处理，工作不必远行，可去省府参事室；若另有规划，再电示即办。
数月后，刘策成又向中央统战部说明想“专治文史”，此时毛泽东第三次落笔，写给李维汉：“策成老先生愿来京供职，可酌情安置文史研究馆。”短短数语，却把安排定得明明白白。1951年夏，政务院颁下聘书，请刘策成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周恩来亲笔落款，足见敬重。
那年立秋前夕，刘策成抵京。中南海丰泽园迎来久雨初晴，毛泽东特地站在门口等人。车门一开，两人四目相对，竟都沉默片刻。毛泽东握着老师的手，只说了一句：“二十八年未见，您辛苦了。”刘策成眼眶微红，回了一声：“教书的，怎敢当主席记挂。”这一幕，被在场的徐特立悄悄写进日记。
午宴很简朴，几样湘味小菜，一壶自酿糯米酒。席间毛泽东举杯：“策成先生，若无当年您那一封暗信，今日何来新中国？”刘策成摆手：“救人是常道，岂敢邀功？”两位长者相视一笑，往事如烟，却也刻骨。
刘策成在北京的几年，全身心投入《庄子集解》与辛亥革命史料的整理。每隔数月，他就把新编稿送去中南海，请毛泽东批改。毛泽东总是批上几句深夜手书，再让人送回。“先生之作，字字珠玑”，简短赞语，却令作者精神大振。
1957年9月，刘策成病逝于北京医院，终年七十四岁。噩耗传到中南海，毛泽东沉默良久，只让人小声取来那口北极熊皮箱，抚摸片刻，又缓缓合上。此后提笔，在旧日相赠《庄子集解》扉页写下八个字：师友如在，典册长存。
赵恒惕的枪杆子终究没能消灭毛泽东，而刘策成守住的，却是一段跨越政潮的师生情。1950年那封求职信，不过是情谊的续章；毛泽东三封回函，也写下了“恩义可托”的信任。对后人来说，比起惊心动魄的生死救助，更值得玩味的，是那份在大时代波折中仍能坚守的风骨与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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