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的一个清晨，苏南区党委院落里刚响起起床号，32岁的陈丕显握着前线送来的电报，目光一闪而过的名字是胡耀邦。彼时，两人各自扛着解放战争的重担，已很久未见，但只要电报里出现那个熟悉的称呼，便能让人回想起十几年前的少共中央儿童局小木楼——那是他们共同起步的地方。
延安医院的那段病房情景一直藏在陈丕显心里。1938年秋，他裹着棉被咳到说不出话，胡耀邦推门而入，声音轻得像怕惊醒什么：“老陈，外头有了新电台，你养好伤再闹腾。”短短一句玩笑话，将战友情谊捆得结实。此后南北奔忙，刀光枪火，他们的行程再难重叠，但只要有机会，一封简短的笔记、一次匆匆的握手，总能让彼此确信：对方还在队伍里，还在坚持。
1972年初，北京阜城门的寒风刺骨。胡耀邦刚回京，尚未分配工作，家里人络绎不绝。陈小津带来父亲的近况，言语间掺杂着忧虑。胡耀邦听完沉思片刻，递上几页纸：“回去劝伯父写信给主席，态度要恳切，用事实说话。”那几句叮咛后来成了陈丕显重新上岗的转折，只不过转折并不意味着坦途。
1975年盛夏，陈丕显重新出现在上海市委会议室。室外闷热，室内问题更热——经济卡壳、基层运转不畅，他连着几夜没阖眼。恰在此时，胡耀邦被任命主持科学院党组，两位老友隔着数百里再次站在改革前夜的节点，各自寻找突破口。电话里，胡耀邦一句“保持冲劲”，替上海这座沉重的城市添了点加速度。
1977年初，中央打算让陈丕显去云南。昆明的高原气候是否合适，谁也没底。叶剑英、粟裕先后劝他回军队。陈丕显摇摆不定，当天下午便跑到胡耀邦家。胡耀邦听完来龙去脉，端起茶杯对他说：“先接任务，不要挑。形势每周都在变，别错失窗口。”这句话决定了陈丕显的下一站，也让他最终在湖北迎来真正的施展空间。
湖北的困难远超预期。停电、粮票、副食品短缺、案件积压——几乎事事要钱、要电、要人。陈丕显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奔走武汉、宜昌、襄阳，挨个研究。夜里，他把记录本摊开，在封底写下六个字：经济、治安、思想、干部。外人不知，那几个字的背后，是他准备与胡耀邦交底的纲目。
1980年2月22日，北京的雪刚停，十一届五中全会正在进行日程。胡耀邦抽出半天，坐车直奔陈丕显下榻的招待所。屋里煤炉噼啪，陈丕显正伏案批改一摞资料。门响，抬头，战友已站在面前。两人简单寒暄，胡耀邦开门见山：“中央正在酝酿书记处人选，考虑让你回北京。”陈丕显愣了一秒，只问一句：“湖北怎么办？”胡耀邦把目光移向窗外：“地方缺人是暂时的，中央需要你处理更大的盘子。”
短短几句对话，在笔记里后来被浓缩成两行字——“中央需要，会回来；地方离不开，还得守。”比起文字的克制，当时的空气更显紧绷。湖北刚有起色，贸然调人确有难处；中央工作千头万绪，又不能缺少熟悉政法和军队的干部。胡耀邦肩负统筹，来此一趟只为摸底老友态度，顺便在茶几上拍下一张照片留存，照片里两人都没笑，那是一种默契的庄重。
会议闭幕后，综合各方意见，中央决定陈丕显暂不北上。湖北的文件批下来，他照旧领着班子解决电网、处理治安、推行财政包干。湖北干部后来回忆：“陈书记好像一天跑三座城，夜里还能坐在汽油灯下改方案。”这种干劲，与少儿时代那股凿空发刊物的拼命劲儿一脉相承。
1982年9月，十二大召开前夕，调令终于尘埃落定——陈丕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政法委书记。余秋里申请与其互换分工，高层慎重讨论多个晚上，最终拍板。邓小平让胡耀邦再次去征求意见。电话里，胡耀邦只问一句：“可以吗？”对方答得干脆：“服从组织安排。”
两位花甲之年的老战友再次并肩。书记处日夜灯火，文件堆得比人高。陈丕显掌政法，胡耀邦总揽全局；一个擅长细节抓落实，一个长于谋势定方向。午休时，他们偶尔聊到当年《时刻准备着》的儿歌，还能把调子哼完整。有人打趣：“你们这么记得住？”陈丕显拍桌：“那是少年的命根子，忘不了。”
干部年轻化政策随后推出。湖北的关广富脱颖而出，成为40岁出头的省委书记，正是陈丕显向中央递交的建议名单之一。与此同时，胡耀邦在组织部点将，提拔大批四十来岁的省部级干部。外界议论纷纷，两位老人却心里透亮：大船要换新桨，新桨得尽快下水。
1985年再次召开的全国党代会让年轻面孔成批走到台前。有人问陈丕显：“调走湖北后悔吗？”他摇头：“轮到我时，我接了担子；轮到后来的人，他们也能接得住。”这句朴素的话，恰好回应了胡耀邦一贯的信念——历史的接力棒不在谁手里长久停留，关键是跑好手中的那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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