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月18日凌晨两点，北京西郊灯火稀疏，中央军委作战值班室的电话突然响起。作战参谋摘下话筒，只听那头声音压得极低：“西沙方向敌舰继续北上，凌晨前有可能登陆晋卿岛。”短短一句，把室内空气拉紧了。几分钟前，海军南海舰队正在用短波反复报告：南越驱逐舰编队与我猎潜艇距离不到十五海里，形势随时失控。
电话挂断不到十分钟，苏振华推门进来，外套上还带着寒气。他来不及坐下，直接对值班参谋说：“把情况记录好，天亮前必须送主席。”随后，他拿着材料匆匆走向中南海。彼时毛泽东正在菊香书屋批阅文件，听完苏振华的介绍后沉默良久。老人缓缓站起，先伸出小拇指，又竖起大拇指，“海军得从这般小，长到这样大，敌人才会忌惮。”一句比喻，道出国家海防的窘境与期望。
凌晨三点半，毛泽东抬笔在电报稿旁写下批示：“作战部署听小平同志意见。”落款后加了一行小字：速呈周恩来、叶剑英。苏振华会意，立即回军委。此时的邓小平刚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委员不到一个月，手边正翻阅海军装备目录。听完汇报，他只说了两个字：“先听。”随后请作战部把前线呼号、敌我兵力、潮汐表一股脑儿推到桌上。不到半小时，一份新的作战指导原则形成：后发制人、近距离缠斗、寸土不让，同时严控冲突规模，避免事态外溢。
清晨五时，第一份作战电令以最高级别加急发送广州军区。电文末尾，邓小平亲笔批注：“许世友统一指挥陆海空，必要时机动空军掩护，确保我方小艇贴近射击。”这一批注成为稍后胜负的关键。许世友得电后没有客套，只回一句：“保证完成任务。”语气粗豪，却透出决心。
回望西沙战场，南越四舰总吨位六千余吨，配备美制127毫米舰炮；我方两艘护卫艇、两艘猎潜艇合计不足一千八百吨，火炮口径小、射程短。表面失衡，实则暗藏机动优势：艇体低矮，易钻火力盲区。1月18日19时，一号信号弹划破夜空，魏鸣森指挥389、396两艇突然蛇形冲锋，把敌旗舰拖入浅水海域。南越舰炮俯角受限，难以压低射界，只能仓促调整。二十二时许，敌舰误判我方舰只数量，阵形出现缝隙。我方趁势贴近，用37毫米舰炮精准击毁对方后甲板弹药箱，引起小规模爆炸。
1月19日拂晓，战斗进入白热化。南越舰群两次试图夺取晋卿岛均被民兵与海军陆战队击退。在北京，总参作战室的电报纸不断吐出最新战况。叶剑英背手踱步，偶尔俯身看一眼海图。邓小平抽完一支香烟，用烟头在盲区位置轻轻点了一下，低声对身旁参谋说道：“再贴近五十米。”参谋复述指令后立即发报。
十点三十分，南越十号舰首先开火，试图压制我方登陆分队。我389艇迎面冲入三百米距离内，连续射击，迫使对方右舷起火。紧随其后的274艇改用深水火箭弹，对舰艏进行饱和打击。十分钟后，十号舰爆炸断尾，七分钟后倾覆沉没。其余三舰惊慌撤退，一路被追击至羚羊礁南侧才得以逃生。至此，西沙海战胜负已定。
战斗刚结束，总参接到前线急报：我方仍需夺回甘泉、金银、珊瑚三岛。邓小平批示：“乘胜追击，确保实际控制。”1月20日至23日，我登陆分队连续登岛，清理残敌五十余人，并俘获一名在舰上充当联络官的美籍人员。广州军区随后报告：三岛全部插上五星红旗，守备部队已就位。
2月27日，外交部通报：按照国际惯例，全部俘虏遣返。与此同时，解放军总政治部为在战斗中牺牲的十八名烈士举行海上安葬，烈士碑与航标灯合建于琛航岛最高点，指引来往船只。海军第一次对外海战就此落幕，中国在西沙的实际控制权得以巩固。
短暂的胜利并未让决策层松懈。3月，毛泽东再次谈到海军建设：“今天能守住西沙，不代表明天能掌握南海。”他特别叮嘱海军司令部抓紧完善永兴岛码头与仓储计划。邓小平随后提出分步走思路：一面抓装备更新，一面推进岛礁基础设施，大量调运淡水淡菜苗木，让永兴岛具备长期驻守条件。1980年代初，西沙机场施工正是源于此时的规划蓝图。
值得一提的是，1978年以后，中国外交重心转向和平发展，南海问题由枪炮交锋转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倡议。对越自卫反击战结束后，中国仍保持对西南前线的警惕，但在南海坚持收复—巩固—建设三步曲：先确保主权不失，再改善驻地条件，最终把岛礁变成向海延伸的战略节点。
回看1974年那个冬夜，北京、海口与西沙的电波往返不过几秒，却左右着千里之外的风云。苏振华的危急汇报、毛泽东的一句“听听邓小平的意见”，让一场看似悬殊的碰撞出现逆转。对于当时的中国海军来说，这不仅是一战成名，更让“近海不丢寸土，远海逐步延伸”的理念在最高决策层形成共识。此后数十年，一座座泊位、雷达站、机场拔地而起，正是从那夜震耳的电话铃声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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