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深秋，上海戏曲学校的后门口总是人头攒动。那时，沪上剧坛正缺新人，沪剧、京剧同行挤在校门外探听内部消息，想早点儿掂量出“下一张好牌”落到谁手里。就在这样的氛围中，一个名叫李炳淑的安徽姑娘被人悄悄记住——却没想到，她后来会把两省一市的领导人都拉进一场“争才风波”。
李炳淑生于1942年，老家在安徽宿县。受票友父亲熏陶，她自小能唱几段《贵妃醉酒》。1956年，她才十四岁，却敢只身去考县京剧团。台口不大，班底简单，可她照样天不亮出门练功、晚上摸黑收工。护城河边的水汽往往冻得人牙关打颤，她仍吊嗓子不止，嗓子沙了用盐水漱漱再来。冻疮、裂口、血痂，她一声不吭。正是这股拼劲，让戏校老师在一次巡回点招中发现了她。
翌年春，蚌埠专区京剧团把李炳淑列入“重点苗子”。再隔两年，上海戏曲学校向各省挑选定向生，安徽方面挑了十几人，最终只有两个名额被沪上专家拍板，李炳淑就是其中之一。当时她17岁，第一次坐火车出省，站在南京站台上，夜色笼罩，汽笛声拉长，她在心里默背着老师刚刚教的新腔，“莫道你打扮得黄花瘦弱”。谁也不晓得，这趟车意味着她要卷入一次高规格的抢人大战。
到校后，她没赶上同届入学，只能插班。班里同学小两岁，却都已打下两年功底。为了追上进度，李炳淑几乎把自己锁在排练室。教师们常说她是“铁人”，上一个转身不到位就反复练，极少见她去南京路逛街。到了1960年初春，学校安排她在人民大舞台试演《穆桂英挂帅》选段。那天灯光一亮，台下居然站着好几位政府首长，其中就有上海市长柯庆施。锣鼓一响，这位剃着齐耳发的姑娘几句云和水、二六板，把贵妃的婉转唱出了股子英气，台下掌声轰鸣。柯庆施当场转身对文化局干部说：“这闺女要留下，咱上海不能错过。”
按照规矩，外省定向生若要转档，须原培养地放行。沪上相关部门很快向安徽发电报，希望把李炳淑正式调入上海京剧院。宿县行署满心欢喜，盼她回乡大显身手；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收到材料后更是斩钉截铁：不同意调动。先是礼貌回函，再来电话交涉，最后干脆圈批“暂不放人”四个字。负责跑手续的同志私下感叹：“这回麻烦了，碰上‘曾霸王’。”
说到曾希圣，在庐州官场素以“惜才”著称。早在1935年红军长征途中，他在军委二局发现罗舜初的密码天赋，执意请调，甚至带着申请文件找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三人。可当时一局也离不开罗舜初，结果申请被婉拒，连性格硬朗的他都只能赔笑。此后凡有人想挖安徽的能人，往往先得做足功课，否则吃闭门羹是常事。
柯庆施没退缩。他知道在党内要动得了曾希圣，非得借重更高层的调停。6月中旬，毛主席南下视察途经上海。吃过晚饭，柯庆施抓住机会向主席汇报城市文化建设时，顺便提到“上海戏曲青年演员短缺，可有一位安徽女孩子极为突出”云云。毛主席听完只笑了一声：“你们先把人叫来看看。”于是就有了那辆夜色中停在戏校门口的车。
晚上八点，锦江饭店的套间灯火明亮。李炳淑推门而入时，先是看见柯庆施，又瞧见一张在课本里熟悉的面庞——毛主席正捧着茶盏，神情专注。“哦呵，小李来了。”主席率先开口，“你的事情我听说了，把你们安徽、上海都折腾得不轻啊。”一句玩笑化解了紧张气氛，可也点破了室内无形的博弈。
曾希圣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对领袖，他的坚持丝毫未减，强调安徽也苦缺戏曲新人。“让她回来，可带动全省的剧团。”他话音刚落，柯庆施轻咳，意思不言自明：上海也有数百万观众，城市舞台更宽。争论两三句后，房内陷入沉默。毛主席抿了口茶，忽然说道：“上海条件更好，何不成全孩子呢？你就忍痛割爱吧！”一句话定乾坤。曾希圣沉默片刻，点头：“听主席的。”
年仅十八岁的李炳淑，被这场“高层会议”当事不知所措，直到旁边的校长扯了她一下，低声说：“快谢谢主席和书记。”她才忙起身鞠躬，一句“谢谢主席关心”还带着稚气。众人发出会心的笑声，风波至此落幕。
随后的上海青年京昆剧团筹建，李炳淑顺理成章成为台柱子。《柳荫记》《春闺梦》《霸王别姬》一连排演，她那婉转悠长的嗓音，配上清丽绝俗的扮相，迅速征服了挑剔的海派观众。1964年春，她作为访问团成员出访东欧，首演《白蛇传》，东道主惊呼“东方天鹅”。这些镁光灯之外，她依旧每日五点上排练厅，甚至推掉过拍电影的邀约，只因“镜头冷不丁就切过去，体会不到水袖的劲道”。
1969年，重大现代戏《龙江颂》开排。导演张骏祥记得面试那天，李炳淑只用了半分钟就把“迎春花”一场的唱段唱出了北风呼啸的场景，他拍着扶手激动地说：“就你了！”为了塑造好女主角江水英，李炳淑主动下乡，住进黑龙江畔的插秧连。零下三十度的夜里，她和女知青睡通铺，第二天仍要跳台口。脚冻得发紫，她笑说：“唱高了，气从脚底下往起窜。”1972年，影片版公映，毛主席在中南海连看五遍，“这个角色好，看得过瘾。”那是极高的褒奖。
时间推到1983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春风吹进文化圈。上海京剧院试点“包干承包”，拉来一张72人的承包合约摆到她面前，希望由领军人物先行。李炳淑懂得剧场生存不易，接下担子却也暗暗发怵。自那天起，她成了团里的“管家婆”，排班表、道具账、差旅预算，全要自己过目。去外地跑场子，别人住旅社，她陪乐师们睡后台竹席，身下是硬木地板，身边是锣鼓。演完一场，还得算账、付伙食，手指头经常被算盘打得发红。
半夜返沪的长途车里，有人劝她：“李老师，您是头牌，何苦这么累？”她摆手，“能省一块是一块，少花钱才能让大家年底分红多一点。”这一年下来，她的分红只比普通演员多了区区几百块，却落下严重胃病。剧院想续签，她苦笑：“大家都快累趴下了，这么搞不灵。”
消息递到市委，主管领导召集座谈，艺术家意见出得多，常委会上干脆定下：先让承包试点停一停。文件发下来的那天，剧团里响起掌声。有人半开玩笑地说：“李头牌把我们又拉回来了。”她却没多话，接着练功，照常按时出现在练功厅。
回到1960年的那个夜晚，如果没有毛主席那句“忍痛割爱”，安徽或许多了一位人气花旦，但上海可能失去一颗耀眼新星。李炳淑此后几十年始终站在舞台中央，也把曾希圣的舍与得化作唱腔里的回环转折。历史留下的，并非一场“官司”与一句调笑，而是一个青年演员身上绽放的才情，以及共和国对文艺人才的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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