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80年前后，三国混战了近60年，曹魏、蜀汉、东吴的老对手一个个离场，司马炎站在洛阳城里，看着写了400多年“汉”的大印被收起，换成“晋”的时候，很清楚自己接过的是整块华夏。
他不会不知道，曹操折腾了大半辈子、打了上百场仗都没摸到那块印玺，曹丕好不容易当了皇帝也只活了7年，刘备死在白帝城，孙权活到70多岁却晚节崩盘，这几个人加起来花了几十年才打下来的局势，却在他手里用了不到10年就统一。
也正因为这份“省力”的统一，后来很多人评价司马炎的时候，会拿他去和刘邦、刘秀这些开国皇帝对比，说他前10年像个明君，后20年更像个享福的贵人。
他在位的23年里，大致只有前一半愿意天天早朝，后半段开始沉迷声色犬马，府里女乐成百上千，赏赐功臣、亲戚的田地和爵位一口气翻几倍，最后自己也承认“封爵太滥”，但已经收不回去了。
当时朝中有人粗略算过，封到伯、子、男的宗室、勋贵超过千人，地方上“开府仪同三司”的权贵多到十几州都有，民间讥讽说“伯爵多如狗”。
如果把时间往前拨回260年代，那时还在辅政的司马炎，恐怕听到这种话，会直接甩自己一耳光，因为他曾亲口说过要“以俭立国”。
统一只是开始，真正拖垮晋朝的是接下来40年的内斗。
司马炎死后，留下了一个在位不到30岁的儿子司马衷，这个“晋惠帝”在史书里被反复提起，只因为一句“何不食肉糜”，这种对饥荒毫无概念的回答，成了后世评判他智力水平的一个“经典例子”。
可问题并不只在这一个皇帝身上。
司马炎的儿子、侄子、堂兄弟们，一共大大小小十几位诸王，都握有几千、上万人的部曲和私兵，朝廷名义上只有一位皇帝，实际上有至少8支能独自起兵的王府武装，这就是后来“八王之乱”的根。
如果把八王之乱（291—306）看成一场14年的“淘汰赛”，大致就是把国内战力最强的8支军队放在同一个擂台上，互相厮杀到最后一支。
等最后笑到最后的司马越掌权时，全国常备兵力已经被自己人打掉了大半，关中、河北、河东等原本能提供几十万兵源的区域也被拖成废墟，他本人还在从洛阳回东海的路上病死，连回到封国都没赶上。
内部这样消耗，外部当然不会给你缓冲期。
在八王之乱最惨的时候，也就是300年前后，北方匈奴、羯、鲜卑、氐、羌等多个族群陆续拥兵自立，刘渊在304年建立汉赵政权，十几年后，他的继承者就攻进洛阳，俘虏晋怀帝；不到10年，长安又失守，晋愍帝被押到平阳处死。
短短30年，西晋从统一全国到“两帝被俘”，国土从13州掉到不足一半，不少史家干脆用“最快垮台样本”来形容这个朝廷。
这个时候，能保住皇族一线血脉的人已经不多，真正活跃出来的，只有往南跑的司马睿和几个在江东有根基的士族家族。
司马睿逃到建康时，离洛阳陷落不过几年，他的东晋政权名义上仍然是“晋”，控制的却只有长江以南六七个州。
从公元317年到420年，这个偏安在江东的小朝廷一共维持了103年，看似时间不短，但在军事上几乎没占到便宜，北伐总共十几次，真正能收回大片土地的次数屈指可数。
要解释东晋为什么“有文采没武力”，必须拉回到曹魏时期定下的“九品中正制”。
这种以“品第”选官的制度，到东晋已经运转了近70年，结果是门阀大族牢牢占据中高层官职，寒门子弟即便有才，也很难越过这道门槛，政权由几十个大姓把持，皇帝手里的“有效人手”反而寥寥几人。
东晋初年为了在江东站稳脚跟，不得不对王、谢等本地士族让渡大量权力，朝中重臣中，王氏一族的族人人数一度超过10人。
这样做的后果，在王敦之乱爆发得很清楚：一个宗室兼外戚坐镇荆州，手握几万精兵，再借门生故旧之力，很快就能逼着朝廷迁都、改诏书，皇帝连是不是本人下旨，都要让人打个问号。
北方流亡士族本来被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带来数万旧部兵源，但在南方同样被排斥在资源核心之外。
南北士族之间的裂痕，直接削弱了东晋在淮河、汉水一线的统筹能力，多次北伐都是几十天之内就折损几千人，粮草损失以万石计，最终不得不缩回长江以南。
从制度结果看，晋朝一共出了15位皇帝，西晋4位，东晋11位，真正被普遍认可为有能力的，常常只提司马炎这一人，偶尔加上对局势有所挽回的元帝、明帝。
其他人要么像晋惠帝那样几乎丧失判断力，要么像东晋后期的几位天子那样，连军队调动权都在将军手里，只能在宫中“被动在位”。
偏偏在这种政治孱弱的背景下，文化创作却迎来一个小高潮。
从竹林七贤到王羲之、谢安，东晋士人在哲学、书法、文学上留下了大量作品，《兰亭集序》写在353年的兰亭聚会，玄学清谈在会稽、建康等地蔚然成风，很多人用“精神上极度自由”形容当时的上层文化生活。
但这种自由有个前提：能够参与清谈的人，大多出身几十个大姓之一，人口总数在全国几千万之中可能不足1%。
在他们讨论“有无”“名教与自然”的时候，江北战乱导致的流民数以十万计，南方逃到江边讨生活的人越来越多，一个建康城里就出现了数千户棚户，文化繁荣和底层生活之间的落差，被后世视为典型的“畸形繁荣”。
等到公元383年的淝水之战，东晋在谢安、谢玄的指挥下，依靠8万前锋击退了前秦号称“百万大军”，很多人一度以为这是晋室中兴的起点。
可之后几十年，桓温三次北伐失败，刘牢之部众被来回调动消耗，前线将领频繁折损，朝中也没有人能像谢安那样统筹全局，淝水之胜只换来十几年喘息。
最后推动局势彻底翻页的人，叫刘裕。
这位出身寒门、年轻时做过基层兵卒的将领，从404年参与平定孙恩起义到420年废晋立宋，用了大约16年完成了个人崛起：既消灭桓玄这样的篡位者，又先后北伐夺回了洛阳、长安等旧都，真正拿到“立新朝”的资本。
公元420年，东晋恭帝在建康正式禅让，把沿用103年的“晋”国号交给了刘裕。
对这个延续了141年（265—420）的王朝来说，选择用“禅让”而不是“兵变”收场，被不少后世史家视作一种象征性的“偿还”，既回应了司马氏当年取代曹魏时的方式，也宣告了这个在评价中反复被贴上“拉胯”标签的王朝，终于退出了历史正面舞台。
至于如何看待这个被称为“最拉胯”的王朝，每个人在读过这些数字和节点之后，大概都会有不太一样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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