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腊月的一天深夜，开封监狱的铁门“哐”地合上，51岁的张钦礼被推進看守所。墙角风沙刮进来，他捂住咳嗽，却还是先问管教一句：“兰考今年收成咋样？”那名管教愣了愣，回道：“听说又是一季黄河水灌田，亩产挺稳。”张钦礼这才放下心，席地而坐。谁也想不到，这位当年骑破车跑遍全县的河南最年轻县长，如今成了囚徒。
时间拨回二十九年前。1949年仲夏，22岁的张钦礼被委任为考城县县长。那时的豫东平原还处处残留着战争的痕迹，百废待兴。公文堆着，但他更信“走着办公”。顶着烈日，蹬着掉漆的旧捷安特，自北到南挨村巡，看水井是否塌方，看学堂是否漏雨。村里老人说起他，总爱提那件事：红庙镇闹缺水，村民挑水得步行五里地。张钦礼撸起袖子带人打井，三个月后清水喷涌，他把车铃一摁，孩子们欢呼，狗也跟着乱叫。
兰考的苦日子是1953年那场大旱彻底揭开的。河床龟裂、盐碱翻涌，风沙裹起玉米苗，白茫茫一层。张钦礼带队在黄河边筑堤，引水进渠。白昼扛麻袋，夜里卧草棚。三天三夜没合眼，倒下后醒来的第一句话只有四个字：“渠口多深？”县里的骡马累瘫了，他干脆把自己的自行车轮胎卸下当滚筒，帮民工碾土。
可他太直。他在1957年秋粮征购会上顶撞上级：“亩产一百来斤的盐碱地硬说千斤，票子好写，粮食咋来？！”话音刚落，会场鸦雀无声。结果可想而知：批斗、帽子、下放。张钦礼背起铺盖卷赶到红庙公社劳动，身份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可遇见五保户脖子上长脓疮，他还是一句“我是兰考的娃”，背起老人走二十里送医。医生叹气，他扯开破棉袄：“病都在一处治，人也一样。”
1962年1月，一辆吉普车在风雪中闯进了红庙。车门一开，焦裕禄一头钻进土屋，脚底的雪水瞬间化泥。两人对坐一夜，帐篷灯下的烟圈升腾又散。张钦礼把十年笔记摊在炕上：“先固沙，后排涝，再改盐碱。”焦裕禄握着他的手，声音沙哑：“老张，这回可得真干成！”从那天起，一个抓思想、一个垒河埽，两人像拧紧的螺母，把兰考三害一步步啃下。
在东坝头，沙丘高过房脊。张钦礼带着乡亲先插柳，再铺稻草，压上黄土，人称“贴膏药”。手上裂口见白骨，他只扯块布随便一缠。治理盐碱地更难，他把沙子、草木灰、羊粪混合，翻进寸草不生的盐壳壤里，再引黄河水慢慢渗。百来次试验后，第一茬青麦抬头，乡亲们抢着搬来自家被褥，非要让张县长“躺在麦垛上享福”，他哈哈大笑，依旧蹲田埂上掐苗看墒情。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病逝。弥留之际，拉着张钦礼嘶哑道：“沙还没稳，你顶上。”那只曾在黄河堤上磨出老茧的手，渐渐无力垂落。张钦礼泪未擦，就套上胶鞋奔现场：“先守住东坝头，再啃盐碱！”三年后，兰考泡桐林成排成行，飞沙被压进地里，新开垦的良田里，麦浪滚过黄河岸。
然而政治风向再度突变。1978年初，张钦礼被指“历史问题”遭逮捕。手铐扣上那瞬间，他仅留一句“务必看住泡桐树”，便被押走。消息一到兰考，四个农民抄起家里烙好的烧饼，徒步百余里赶监狱，跪了一天也要见他。“张县长，我们来瞧你！”他们终于见到消瘦得像干枝的老书记。五个人抱头，泪流一片。探监配给的十分钟里，张钦礼把省下的饭票塞回去：“买几斤良种，春分前下地。”
铁窗挡不住思乡。他在牢里用炭条记录防风林的行距、水渠的坡比，卷成小筒托人带出。有人劝他保重身体，他摇头：“树死了，庄稼还怎么种？”偏偏天公不作美，1983年那片泡桐林果真被风刮倒大半。他听说后彻夜难眠，甚至写信告诫乡亲“务必重新植秧，防沙不可停”。
1990年冬，张钦礼带着满身病痛“保外就医”，回到兰考。车站人山人海，簇拥着这个瘦削的老人。八旬王大娘攥着他的手，声音发颤：“娃，你回来了。”他点头，什么都没说，只抬头看了一眼黄河方向，像要确认两岸沙障是否还在。
回乡后，他仍住旧土屋。有人劝他进城享清福，他摆手：“地没彻底好，哪来的清福？”他带学生实地测土壤含盐量，手里那本破旧笔记本被汗水浸得卷边。旁人问他：“都这样了，还不歇？”他笑，说：“命给兰考搭上，也不亏。”
2004年10月13日凌晨，张钦礼病逝，终年77岁。灵车驶离殡仪馆，沿途三十余里跪满人群。有人捧麦穗，有人拎半袋盐碱地里新挖的花生。“张书记，咱送您回家！”号哭声此起彼伏。送葬队伍绵延数里，交警不得不临时封路。报纸次日用“四十余万人自发送行”作标题，数据或许难核实，但那条老县道的尘土被泪水浸透，确凿无疑。
他的坟前，如今立着一百多块石碑，没有统一规格，都是乡亲自家凿刻。一块灰青石上只写两行：“张钦礼——咱的顶梁柱。”碑旁立着那辆掉了漆的老自行车，车铃依旧脆响。每到春耕，人们顺手把新麦挂在车把上，算是一声问候。有人说，张县长这一生跌宕，荣辱参半；也有人说，他不过是做了一个县长该做的事。可在兰考百姓心里，他和焦裕禄早成了一对分不开的名字：一个引路，一个守土。风起沙平，泡桐成林，那辆旧自行车还在守着静默的麦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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