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3月2日清晨五点，初春的北京还带着薄寒，西郊机场跑道尽头亮起了一道白色灯带。一架编号为“799”的空军运输机悄悄滑出机库，没有鸣笛，也没有照例的欢送仪式。机舱里，卓琳端坐在一条深色安全带后，双手抱着一只紫檀木盒。舷窗外，城区灯火在机翼下迅速缩小，发动机的低沉轰鸣把她带向渤海的上空——那里，是丈夫生前最后叮嘱的归宿。

那位在新中国历史上留下深重一笔的老人，2月19日21时08分谢世。弥留前，他一共留下四条文字清晰、逻辑简练的遗嘱：不设灵堂；不搞遗体告别；遗体解剖、角膜供医学研究；骨灰撒入大海。身边的医疗小组、警卫干部、秘书组成员在病房外交换眼神，谁都明白老人向来务实，可真到了执行，仍旧心头发紧——这意味着全凭最高决策层一次性定调，没有任何折返空间。翌日，卓琳将信手书稿交给中南海，江泽民看完后只说一句：“就按老同志的原话办。”会议纪录上留下短短五个字：全部照办，无异议。

四条遗嘱其实并非仓促决定。1992年春，老人南方谈话后回到北京，医疗组在景山后街米粮库胡同的小院给他做例行体检。几项指标提示帕金森症进入加速期，他笑着对陪护医生说：“身体借了党和人民这么多年，总得还。”同年秋天，他分别找到了江泽民和军委两位负责同志，谈话不到半小时，却把后事安排、治丧规格与火化流程说得极细，甚至连骨灰撒海的高度都注明——1800米。这些记录被装进“机密—绝密”档案袋，只待那一天真正来临。

老人还留下两个愿望。第一个是“亲眼看见香港回到祖国”，第二个是“见到人民进入小康”。1996年底，疾病的步伐加重，他在病房里对卓琳轻声重复：“香港、香港。”声音已经沙哑，仍然带着四川口音。卓琳点头：“July first，明白。”在场护士低头记录，并在旁边加了一个感叹号。此后医疗组给出的最乐观评估，也无法保证他坚持到7月1日的回归典礼。内情层层汇报，中南海决策更显沉重。

进入1997年，新一届中央专门成立“遵嘱小组”，组长由江泽民担任。一次碰头会上，有人提议可否考虑“适度精简”解剖环节，理由是老人多年旧伤，操作难度高；江泽民摇头：“原样执行，不能偏差。”讨论到骨灰撒海的地点时，海军司令部递交三份预案：东海、南海、渤海。江泽民翻到渤海方案，停笔几秒，道：“就近，家门口，也安稳。”

2月19日晚，301医院11层南端病房灯光通宵未熄。21时08分，心电监护仪归于直线。卓琳扶着床栏，重复了六遍“老爷子”，现场所有人一动不动，连手中的听诊器都忘了放下。二十分钟后，政治局常委会紧急召开，最高规格治丧委员会成立，用时不足十分。邓小平离世消息直达新华社值班室，新闻电码前后只删改两个标点，零点前对外播发。

随后的十天，北京城没有悬挂黑纱，没有长长的吊唁队伍，机关单位一如往日上班。一切简朴到不能再简朴，却也前所未有庄严。公安部给纽约、东京、莫斯科等十七座城市递送协查，请求制止个人自拟“追悼会”行为。对外电传只有一句解释：“遵遗嘱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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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日，专机爬升到1800米。机舱尾门缓缓打开，海风卷起舱内低温。卓琳站在黄线后，双臂用力，将骨灰连同几束康乃馨、满天星撒向灰蓝色海面。旁边空军少将哽咽着说：“女士，完成了。”卓琳合掌，没流泪，只点头。机长推回操纵杆，折返航线。文件里记录：全程三十七分钟，无特殊情况。

同年7月1日零时，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灯火璀璨。五星红旗与紫荆花区旗缓缓升起时，卓琳站在嘉宾席第一排，戴一条素白围巾。乐队奏毕，她低声一句：“老爷子，看见了。”仪式结束，她没多停留，简单寒暄就返程，行李只有丈夫生前常穿的那顶灰呢帽——她说要让帽子也“去香港走一走”。

至于第二个愿望，“小康”并非瞬间可见的景象，更多靠一组组经济数据和一次次基层调研去证明。2001年到2005年，中央文件里出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表述。每逢政府工作报告公布，卓琳都会把报纸摊在院子石桌上，边看边点头，说：“进度没掉队，好。”邻居孩子从墙头传来看漫画，她又借机问一句：“现在一碗炸酱面多少钱了？”得到的回答年年不同，价差却不大，她便放心。

2009年7月29日22时18分，卓琳在同一间301医院病房静静离去，与丈夫同岁，也是93岁。弥留前，她示意子女把那顶灰呢帽放在床头。护士微微弯腰听她最后一句话，记录本上写着：“我陪他去了。”此后，红砖四合院大门紧闭，满庭花木依旧葱茏。

邓小平的四条遗嘱被完整落实；“香港回家”的愿望已见证；而小康蓝图正在一点点拉开。历史不会因为某个人的离去而停下脚步，但总有人在生命最后一程，把未竟之事托付给后来者——卓琳将真情埋进大海，江泽民把“照办”写进文件。时光流逝，他们的身影已然远去，留下的，是一份简洁而坚定的交代，也是一个时代最深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