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九月十日清晨，天还灰蒙，北京城的檐角滴着露水。天安门广场上花圈如海，黑纱随风摆动。前一日的隆重追悼还未散尽，人们沉浸在失去领袖的巨大悲痛中。与此同时，距广场不远的中南海丰泽园里，屋檐下依旧弥漫茶香，一盏孤灯见证着毛主席留下的书卷与墨迹。李讷按照组织安排，走进父亲生前的书房，开始整理遗物。
桌上只有几件补丁睡衣、几支研磨发亮的铅笔、一叠密密麻麻的批阅文件。她耐心地翻看书柜，很快，在一本厚厚的《资本论》里，夹着一枚颜色已淡的圆形小纸片。那是用红绿两色丝线盘成的寿桃形书签，背面短短几行稚嫩的字迹——“送给我最爱的爸爸——女儿李讷”。看到这行字，李讷猛地站住，泪水夺眶而出。
二十二年，纸张早已泛黄，却没被岁月磨掉半分温度。毛主席把它细心夹在常读的那一页，丝线仍紧紧缠绕。能让一位日理万机的领袖留存到生命尽头的小物，分量可想而知。
时针往回拨到一九五四年春天。那会儿毛主席六十一岁，仍在凌晨批阅文件。十四岁的李讷放学回到西花厅，悄悄趴在窗外，看着父亲伏案写批语。夜深，她压低声音问值班人员：“小爸爸什么时候歇一歇啊？”对方轻声回答：“主席白天睡一会儿，晚上干活儿，想让国家的事快点办妥。”李讷听懂了一半，却记住一句话——父亲怕白天声音吵，才挑灯夜战。
于是小姑娘打起主意：要在生日那天送份能陪父亲熬夜的东西。她选了彩丝，裁下卡纸，反复绕线，画出两个鲜红寿桃。眼看生日已过，手绢还绣得七零八落，她索性折起书签，附上一封信，交给值班同志：“等小爸爸醒了，帮我转交。”那天夜里，毛主席醒来，推开书页发现这份礼物，久久端详，嘴角那抹笑意在灯下显得分外柔和。之后，这枚书签就一直跟着《资本论》，陪领袖度过几乎所有不眠之夜。
有意思的是，毛主席待子女并不纵容。延安时期，他拉着蹒跚学步的李讷听评剧；炮火逼近时，又干脆让孩子在硝烟里练胆。撤离延安当晚，部队星夜行军，主席腾出怀抱把她抱在胸前，身边警卫担心危险想接过去，他摆手拒绝：“孩子跟着爸爸，胆大些。”一句话，既是父爱，也是磨砺。
建国后，李讷上育英小学。放学路远，她从没坐过专车。遇上生病去医院，登记表上的“家长姓名”一栏始终写的是王鹤滨或韩桂馨。护士好奇，对方只是笑笑：“家里人忙，就托我们领来。”这一坚持，源自毛主席的家教——毛家儿女不能搞特殊。一次李讷高烧住院，医院照例走普通程序。晚间查房时，她微弱地说：“我不说，我是毛主席的女儿。”那年她十一岁，已懂得父亲的规矩。
进入六十年代，全国遭遇困难时期，粮食紧缺。毛主席把自己定量降到每月二十四斤粗粮，肉几乎不碰。李讷在北京大学读书，常骑自行车往返五里长安街。警卫李银桥心疼，偷偷给她塞过一包苏打饼干，被主席察觉后一顿严词警告。“别人家孩子饿肚子，她也得扛住。”转眼食堂里却多了一碗疙瘩汤，青菜里还点缀两三片瘦肉——父亲只是不愿孩子当着别人“吃独食”，私下却用自己的口粮换来这碗热汤。
一九六二年春节，李讷寄去一套新年贺卡。年近七十的毛主席翻看良久，忽然写下回信：“你为何不写封信来？是嫌爸爸啰嗦吗？我盼你来信。”这封短小家书，揉进了无言的寂寞。李讷收到信，马不停蹄赶回中南海，两人对坐谈至深夜，樟木桌上一杯浓茶，氤氲着父女久违的温情。
岁月推着时代急行。李讷后来结识王景清，一九八四年，他们回到韶山。灰瓦白墙的小院，红土山路依旧。村民只当年轻人是普通游客，没人认出她的身份。直到参观毛氏故居，李讷触摸那张简陋八仙桌，突然哽咽，泪水夺眶。随行干部这才轻声提醒：“这是主席的女儿。”乡亲们一时愣住，随即簇拥上来，叮嘱她多保重。她止住眼泪，向众人鞠了一躬，只说了一句：“谢谢大家一直惦记我爸爸。”
回北京不久，李讷终于鼓起勇气，再次翻开储藏柜。那枚寿桃书签安静地躺在新的锦盒。丝线略显松散，色泽却仍暖。家人提议重新装裱，她摇头，“父亲就是喜欢它的旧模样。”书签回到原处，夹在《资本论》那页标注着红笔眉批的地方。对李讷而言，那方寸纸片不只是生日礼物，它凝结了一个家最柔软的牵挂，也映照出一位伟人鲜为人知的慈父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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