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冬，行军到黔北的红五军团宿营时，警卫连里一位二十出头的排长裴周玉，悄悄摊开行军日志，翻到空白处写下几个名字——裴云桥、裴有缓、裴得生、裴鸣耕。炊事班老兵瞧见，好奇地问：“这是家书？”裴周玉摇头，只回了句：“记着总归好。”那一天，他突然意识到，他和那四位堂兄弟或许再也走不到一块儿了。
裴周玉1912年出生在湖南平江龙门。家里赤贫，祖父给人抬轿子早早撒手，父亲挑担谋生，母亲则在地主家作奶妈累病而亡。1921年的大旱逼得乡亲刮草根、啃观音土，1926年又逢洪灾，裴家泥屋被冲走，只能在亲戚的牛棚里挤住。少年裴周玉对苦难的味道再熟悉不过，七岁就下地放牛，十二岁给地主当长工，一天挣二十个铜板，还得看东家脸色。那种日子，让他早早明白：想翻身，仅凭苦力不行。
1927年春，平江城外传来新的口号——“打土豪，分田地”。农民协会在龙门招人，十几岁的裴周玉凑了进去。烧窑房歇业时，他就组织同伴抬着破锣破鼓去给贫农撑场子，渐渐当上了儿童团团长。可真要上前线，年纪却成了拦路墩，秋收起义时十五岁，平江暴动时十六岁，都被劝回去：“娃娃，还小，等着。”
时间挪到1930年7月，彭德怀率红五军攻克平江县城，开门口号一句“穷人当家”，龙门炸开了锅。上级通知各村儿童团集体报名，规定十八到三十岁优先，裴周玉总算踩进界线。堂兄弟四人都在行列，五兄弟商量时，最担心的不是枪弹，而是家里的八十岁奶奶张杜莲。老人守着裴家薄田，早丧儿媳，最疼的就是这个小孙。“奶奶若不同意，我们全得留下。”裴有缓叹气。
办法只有一条：偷偷走。报名那晚，月色像洗过一般亮，五兄弟摸黑翻过菜园篱笆，脚步不敢发声。走到村口，裴周玉回头看了一眼茅屋，心里发紧，却没停。黎明时分，他们在高田坪集中，被编进同一个排。从此，枪杆子就是饭碗，口号就是誓言。
接下来两年，红军连续作战。平江、浏阳、岳阳，战线频繁拉长。1931年冬，大庾岭阻击战，裴云桥胸口中弹，牺牲前只抛下一句：“别给奶奶带信，她会哭的。”1932年春，赣南反“围剿”中，裴有缓与部队失联，生死未卜。夏末衡山脚下激战整整三昼夜，裴得生、裴鸣耕阵地上没能撤下来。五兄弟，到这时仅剩裴周玉。
村里原先跟着参军的八十余人，也接连折损。至1934年出发长征前，能在连队点到名的只剩他、罗卫、姜国华三人。夜幕下的出发动员会上，政委低声提醒：“一寸山河一寸血，队伍残缺，也是本事。”这句略带湖南味的硬话，让台下的兵都没吭声，但谁都听懂了：留住自己，才能留住旗帜。
长征途中，几次过雪山，翻草地，裴周玉不止一次在崖边想起家乡的红薯味。姜国华在强渡大渡河时被激流卷走，罗卫在扎西会议前患伤寒没熬过夜。到了1936年到了陕北，三人只剩一个名册上的裴周玉。早晨列队打背包，他把那张名册折好，塞进胸前。身边战友拍拍他肩膀，只留一句：“活着，总要有人报喜讯。”
抗战全面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裴周玉三十二岁，已是团参谋长。1937年秋，忻口会战间隙，他难得写信回家。信不长，只问奶奶身子可好，田地是否再遭水患。湖北随州寄出的那封信，辗转一年才送到平江龙门。老人拄着拐杖看完，不声不响，把信纸叠好放进衣襟，嘴里嘟囔：“周玉，留神。”
1945年抗战胜利，裴周玉率部在冀中收编伪军，随后投入解放战争。多次激战，如淮海、渡江，他统筹火力分配，手段干脆。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礼炮震响，他随华东军区代表团站在解放军方阵里。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声音响起，他把军帽压低，眼眶却还是红了。
建国后的授衔典礼定于1955年9月。军衔方案公布那天，他被确定为少将。有人调侃：“裴将军，和你一起报名的兄弟若在，今天得多热闹。”他只是笑笑，掏出军装内袋那张已经发黄的名册，五个名字字迹依旧。裴周玉随口答：“他们都在，只是不穿军装罢了。”
同年冬，裴周玉请了短假回平江。龙门村的山道已不似旧年泥泞，稻田金黄。他推开自家院门，八十多岁的张杜莲坐在门槛上晒太阳，听见脚步，没抬头就问：“回来了？”声音沙哑却稳。裴周玉蹲下，“奶奶，是我。”老人用手摩挲他的肩章，轻轻一句，“比当长工时强多了。”
村里人常说，裴周玉是“逃兵”回乡，逃的是贫困的命，回的是革命的果。可他自己明白，真正逃不掉的，是五兄弟同生共死的约定。授衔后，他主动申请到基层部队工作，理由简单——要把新人带出来，别再让名册只剩一个人。
裴周玉晚年常提醒后辈：行军路上，别忘给同行人腾位置。今天看那张褪色名册的人越来越少，但老将当年悄悄记下的五个名字，还在军史档案里保留。终究，兄弟们没有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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