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三月初的一天傍晚，春寒尚未散去，南京雨花台下的陆军补训总队指挥部灯火通明。政工室主任李长亨刚刚结束一天的“思想整训”汇报，还来不及喝口热茶，就被一封加急电报叫进了师长办公室——川军出身的钟乃彤正冲着这位副手大发雷霆。两人围绕是抓紧操练还是先修工事争执了整整半小时，谁也不肯让一步。表面看来，这是军中常见的业务分歧；可若有人深知内情，便会明白李长亨那句“先挖掘壕防、再谈打仗”暗藏的真实意图——他的心早已不在国民党那边。
时间线要往前拨回十年。西南偏僻山城自贡，一九三八年盛夏，青年李长亨手握几本《资本论》译本，听完表兄对红军长征的讲述后，便萌生了“到延安去”的念头。那一年，他二十三岁，血气方刚，只觉得中国的出路得在黄土地上寻找。半年后，他靠几封地下党开的介绍信，步行千里抵达延安抗大。课堂里讲的是游击战，窑洞里谈的是“为什么人的革命”。然而学期将尽，他却接到北方局一句不容置疑的命令：“回川，潜伏。”
重回重庆时，山城的防空警报几乎日日响个不停。廖似光从抽屉里拿出档案卡，递给他：“今后，你叫‘黎强’。”这张薄薄的卡片成了李长亨命运的转折。从此，课堂里的师范生“李碧光”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嬉笑逢迎、混迹上流的“黎科长”“黎主任”。要进入中统，得先在“圈子”里炸开一个缺口。于是他拜码头、喝川酒、唱川戏，甚至认了好几位“袍哥干哥”。别人都当他是精明的投机客，只有组织知道，这颗暗钉已经钉进了最锋利的位置。
四川地下党三度被破坏，情报线几近断绝。黎强顶着“中统干事”头衔，将特务机关的机密小心翼翼地抄录暗记，再借送鸳鸯蝴蝶派小说、带小灶菜肴的功夫，夹带出去。一次，他在“省特会”茶室里陪同学长叶申之喝酒，对方醉意上涌，掏出一叠档案自夸功劳：“兄弟，你瞧瞧，都是大料！”短短几分钟，黎强已将三个叛徒名字刻进脑海。等叶某醒来，他早已把卷宗锁好，若无其事地递上一杯解酒茶。正是这些“脑海微缩胶卷”，让地下党如临深渊却步步化险。
一九四八年底，淮海战役吃紧，蒋介石急调川军东进。补训总队甫一成军，便改编为四十五军三一二师。黎强从副师长的办公室里望向操场，心里清楚：这支由刚抓来的新兵拼凑的队伍，冲不过淮河，更守不住长江。于是他在训练大纲上做文章，层层加码壕沟、碉堡、掩体的修筑，“每天先练镐锹，再摸枪械。”战斗力被拖得七零八落，钟乃彤急红了眼，却拿这位“政工权威”毫无办法。
四月二十一日深夜，长江上炮声隆隆。三野强渡大军席卷而来，三一二师尚未完成转移，徐行至宜兴便被一锅端。被看押的那晚，黎强倒头就睡，心里反而轻松：“十年潜伏，如今总算该亮明身份了。”第二天清晨，他先向看守提出暂且不愿交待军情，却执意要见一位“负责同志”。警卫员眉头一皱：“你还想耍花样？”他只笑，“给我一张纸，我写个名字，你们照着去找。”
三小时后，山东野战军政工处的钱申夫赶来。门刚打开，黎强率先喊：“老钱，还认得我不？”一句话让钱申夫愣住：“你……你是李唯平？”简短核对后，前委立即拍电急呈中南局；旋即，北平西四的中央军委接线员将一份“火急、十万火急”电文打向三野：“黎强同志，即刻护送来平。”
五月初，特护专列穿过津浦线，抵达前门东站。车门拉开，炊事班抬来热乎馒头，黎强却一眼看见站台尽头的董老——十年不见，白发增多。电话里，董老只问：“任务完成了吗？”他挺直腰杆回答：“完成了。”
接下来的两月，黎强在西山整训基地复盘潜伏十年的情报网络，绘制了一幅详细的组织渗透示意图。北平城里，不少归来的特科老同志说，“一张纸，抵得上十个团。”这张纸后来由华中局带往江汉平原，成为解放大西南的重要依据。
七月，长江已息鼓，西南战云正起。黎强随二野南下武汉，再折入川西，直到成都和平解放的那一刻，他才第一次公开以解放军少将参谋的身份踏进故乡。成都街头满是鞭炮，已经剪去发髻多年的赵蜀芳在人群里冲他挥手，眼眶泛红，却依旧不知眼前的丈夫究竟是谁替谁而战。
新中国成立后，黎强转战财经、公安、侨务等口岸，调动频繁，却始终保持低调。1999年冬，他病逝北京，骨灰安放八宝山。生前，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做地下工作，最难是孤独。”人们后来爱把他与“余则成”并谈，可惜影视剧里的传奇，也只是他生命转折中的一段剪影。
不可否认，黎强的幸运里有偶然，也有数万同道的血与火。那些来不及归队的无名者，那些在档案里只剩代号的身影，与他共同织就了新中国黎明前最隐秘却最闪耀的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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