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京官的早朝把人从午夜叫醒到午门候立，身体吃苦，面子难保，迟到、出错、犯规就挨打扣钱，重则降级出局。
清晨三点到午门外排队，五点钟声响起开门入宫，站在丹墀里等点名、听奏事，到七八点才散。
冬天冻脚，黑天看不清，咳嗽、吐痰都被纠仪记下名字。
洪武立下这个规矩，强调“昧爽而朝”，把时间卡到最紧，谁来谁不来一目了然。
迟到一次，杖二十，屡犯就贬。
英宗时刑科给事中曾瑄早朝内急没忍住，在丹墀失禁，当场惹怒，直接降为县主簿，仕途就此断。
一个细节说明一条底线：身体不适也难获通融，纪律高过人情。
早朝后还要回衙门批文、办案、见客，一天拉满。
通勤没补贴，低阶官员多靠步行或自费骑马，刮风下雨照样到场，不到就算过。
这种安排不是单纯勤政，核心是控制。
朱元璋要的是可见的服从，要把官僚放到宫门前，时间和空间被统一，借口无处藏。
把出勤和忠诚绑在一起，把惩戒落到皮上，现场立规立威，朝堂的秩序靠恐惧支撑。
俸禄压得很低，为的是降财政压力，也是防官员独立，用钱拴住人心，让人不敢乱来。
低薪又高压，许多人宁愿往外调，躲开这个早晨的铁规，去地方求稳。
制度越紧，越需要常态化操作。
宣德以后，朝议件数被限到八件，成化以后再减到五件。
表面像是简化，真实作用是控议程，防止争吵，把能说的话压短。
执行到中后期，早朝慢慢变味。
万历时改为每月三、六、九朝，一月九次，节奏降了，但问题并没少。
弘治十五年八月十二日，早朝缺勤达到一千一百六十人，连显贵泰宁侯陈璇也不来。
请假理由种种，有借公差，有称病，有人干脆多年不朝。
成化二十三年也有一千一百一十八人缺席。
这不是个别偷懒，是集体抗拒。
大家都明白：早朝是苦差，效用在下降，耗时耗力，产出有限，能规避就规避。
万历不上朝近三十年，靠内阁票拟，皇帝批红来处理政务。
定陵考古的研究提到右腿短且扭曲，有肌肉萎缩，走路一瘸一拐。
不上朝有身体原因，不只是偷懒。
皇帝不露面，早朝成了空场。
官员在殿上等不到主事的人，程序还要走，文件照样传，批示在帘后给。
权力从殿上移到纸面，礼仪还是要守，时间还是要花，效率靠少数关键人维持。
早朝频次降了，官员觉得从肉体之苦里脱了一层，但精神上的负担并没减：文书更多，手续更慢，风向更难摸，话说多了怕犯忌，话说少了怕被记成不作为。
把人半夜叫来站队，为什么要这么做？
想要的是服从和在场，用到的是秩序和震慑。
严罚迟到，是要树一条线，让所有人按线走。
议题限量，是要把能表达的内容装进小盒子。
频次降低，是承认这套程序拖人，但没有更好的替代。
大量缺勤，是指导层和执行层的割裂，规则不改，激励不准，人员就用自己的办法自保。
俸禄低、补贴无、惩戒重，这几项叠加，官员的注意力从“怎么把事办成”转到“怎么不出错”。
这就是从身体苦转向精神苦：腿脚不再冻裂，心里仍旧压着石头。
朝会减少，公文增加，话术更谨慎，效率更慢，冲突更隐蔽。
有细节能说明制度对人的影响。
三点到午门，不是为了更快决策，而是为了更早集结。
咳嗽吐痰记名，不是为了卫生，而是为了画线。
失禁被贬，不是为了保洁，而是为了示众。
票拟批红，不是为了透明，而是为了把钥匙握在手里。
把这些动作放到时间轴上，能看到一个变化：早期靠硬压服人，后期靠形式托盘，前者伤身，后者伤心。
两头都不问效用，只问是否守规。
到弘治、成化的缺勤潮，已经提示这条路走到疲态。
万历不上朝，提示制度进入半自动状态，靠惯性维持。
外调为什么受欢迎？
地方有实事，有真实成果，痛点在执行，不在礼仪。
京城的日子，花在等、站、听、写，做成一件事，要过许多格子。
低薪让人精力被钱牵着走，规避风头是常态。
有人把早朝比作打卡，但明代的打卡一旦错点，就有皮肉之痛，还有仕途之险。
现代上班虽有通勤之累，但没有杖责，没有因身体失控被贬的极端风险，有病假，有交通和餐补，压力也有，但性质不一样。
早朝作为祖制，最初是要把皇权和行政绑在同一节拍上。
节拍维持得住，皇帝能看见人，官员能直陈事。
节拍维持不住，程序就从实际转入象征，官员开始躲避，皇帝开始隐藏，决策靠纸面流转，责任落在模糊地带。
把忠诚当出勤，把治理当签到，这样的设计会让能做事的人被流程消耗，让怕出错的人用假条求稳。
制度不调整，信任不补，疲态会扩散。
明朝京官的真苦不在早起本身，在制度把人推入低效和恐惧的组合里。
你觉得把人逼到凌晨三点去站在午门，能换来好政务吗？
如果有不同想法，把你看重的那一点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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