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7日凌晨，上海还笼罩在细雨里，守在总工会大楼天台的柯庆施远眺黄浦江，陈毅一句“城市交给人民了”让他紧握手杖。当天下午，他被任命为市军管会副主任，从此与这座东方大城结下十六年的深缘。这片江海交汇之地，既见证了他的魄力，也留下争议。

回溯时间轴，柯庆施1902年10月生于江苏盐城，1919年五四风潮初露头角后，他在南通师范学校接触马克思主义。1925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一位同班同学晚年回忆，冬季列宁墓吊唁时，柯庆施一连站了两小时，回来冻得直抖，却只是嘟囔一句：“记住他的样子，就知道该怎么干。”这种把个人好恶埋进业务里的性格，此后屡屡显现。

1927年春，他以25岁之龄被派往安徽负责省委工作，旋即进入白色恐怖。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柯庆施调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与张澜、沈钧儒等进步人士频繁打交道，练出复杂局面中抓主线的本事。1947年11月，根据华北局决定，他赴石家庄任首任市长。那是我党接管的第一座大城市，交通、粮食、警备样样捆在一起。仅半年，石门道路恢复九成通行，市场粮价稳定在战前水平，这让中央注意到他的“城市经验”。

1954年7月，陈毅进京担任副总理，上海市委“一把手”空缺。毛泽东钦点柯庆施“到最复杂的地方管事”。从此，柯与上海融合：他白天跑企业，晚上琢磨文件；在淮海中路狭窄的小楼里，灯常亮到凌晨。秘书说他一周总有两夜睡在长沙发上。那几年，上海轻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8.6%，粮油供应票据制度初步成型。数字冷冰冰，却映射出柯庆施务实的一面。

不可回避的是，他极擅揣摩中央意图。有人私下议论：“柯老做事，先看主席讲话哪几个段落加重语气。”他也并不掩饰，“跟着主席，差不了。”正因如此，他对干部队伍调整常显得雷厉风行。张春桥便是在1954年底被他“截胡”留下。原本，《人民日报》急需副总编辑，人事调令已下，行李也装好了。柯庆施却一句“上海还有更要紧的活”让张春桥留在了黄浦江畔。两人逐渐密切，后来江青多次南下，往往在柯家或市委招待所坐谈到深夜。

1963年2月的一晚，柯庆施安排张春桥与江青第一次单独长谈，自此埋下日后“四人帮”同城发轫的种子。后人据此推测：若柯未早逝，局面或许会多出一位“骨干”。然而推测终归是推测，至少在1965年4月之前，柯庆施并未卷入迫害同志的案件，这一点在档案里有据可查。

与政治手腕并行的，是他近乎克制的生活习惯。市委老干部马达回忆，1962年春节前夕，某局长提着两只金华火腿上门拜年，一脚跨进客厅，柯庆施抬头便喝道：“放回去！干部家的门不是送礼的门！”对方红着脸退了出去。马达在旁边愣神，柯随手翻页继续看文件，只留下一句：“清白一点，好过年。”短短十几个字，道出他的底线。马达晚年感慨：“他在别处可以一言堂，可在钱物上分毫不取。”

舞会风气曾在五十年代中后期悄然兴起。上海是时尚之都，周末跳舞几成潮流。柯庆施看了三次，就下死命令限制。理由写在给市委办公厅的批示里：“沉迷灯红酒绿，革命理想就会褪色。”不少干部暗地里嘟囔太苛刻，但谁也不敢公开顶撞。结果是一年不到，市区各大舞厅的公职人员骤减，取而代之的是周末调查研究、现场办公的“运动”。

在工作方法上，柯庆施最大的特点是“快、准、硬”。他喜欢边走边谈，带着秘书和处长直接下到车间。路上只要听到路边老人抱怨米价，他回头一句：“明天汇报。”第二天下午，物价局的人就在市政府小礼堂把图表排了一地。效率惊人，也难免独断。一旦他认定方向，极少折返。1957年落实“劳动立功竞赛”方案，几位分管副市长提出缓行，他挥手：“说再多没用，干！”结果事成，但也留下干部意见无法顺畅表达的隐患。

1965年4月10日，柯庆施因消化道大出血入住成都中南铁路局疗养院，六天后病逝，享年62岁。在当时16位国务院副总理中，他序位第六。追悼会规格颇高：刘少奇主持，林彪出席，大厅中央挂着邓小平题写的挽词。上海、江苏、安徽同步降半旗，工人俱乐部里自发的黑纱横幅写着“柯公不朽”。然而冷静的政治观察者已经注意到，张春桥在此后半年内坐上《解放日报》掌门，继而进入中央文革小组。离“文革”全面爆发，仅一步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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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中共中央在整理“历史遗留问题”时，有人建议把柯庆施与康生等人并案审查。邓小平当场发言：“此事暂缓，先查有具体证据的。”档案盒就此留在了角落。三十多年过去，各类回忆录陆续出版，既揭开柯庆施早年历险，也放大他与“四人帮”微妙关系。争议愈演愈烈，却始终定论难下。

至于马达那句话——“他的这个优点不能否定”——多次被引用。廉洁，或许是让旧同僚们仍愿意为他分说的关键。即便政治取向、决策风格可以商榷，留给后人的账簿上，那一栏写着：无奢侈，无私产，无家人借势。褒贬参半的姓名，终究因这笔清白得以醒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