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初秋，北平的梧桐叶刚刚染黄，毛泽东在公安部的院子里看见一位微胖黝黑、夹着档案袋的中年人，笑着招了招手：“老王，还是你来得快。”那一刻，陪同的工作人员并不知道，这位看似普通的科长，三十年前已在上海滩的暗影与硝烟中留下传说般的身影。两年后，风云突变，这个名字却突然出现在一份“处理决定”里——十级连降。从高高在上的检察长，一夜之间贬到基层公社，一个大写的“冤”字悬在所有知情者的心头。
时间回拨到一九二〇年代。浙江海宁河滩的早晨，六岁的王庭谱正弯腰割草，一只手还握着半块冷馒头。穷苦孩童的命运看似写死在沟壑纵横的田埂上，但他偏要去私塾“认几个字”。家里东挪西借出学费，两年后却因灾荒再度失学。十几年后，这个从田间长大的后生已改名王范，于一九二六年悄悄在嘉兴火车站旁的茶铺里，写下了自己的入党志愿书，宣誓“要为穷人拼到底”。
上世纪三十年头，国民党中央军清乡屡次围剿，王范所在的红十四军被迫撤散。队伍走散，他孤身闯入上海，先在黄浦江码头扛麻袋，后混进公共租界当巡捕。别看他戴着洋警帽，心里却装着暗号和路线。弄堂里有人背后议论：“那小子有点鬼。”其实，他白天维持租界秩序，夜里却给党组织送情报，一张张抄来的哨所图、兵力分布表，经他之手送出，救了多少同志的命，没人说得清。
一九三〇年春，上海地下党忽然暴露了叛徒。必须尽快清理门户，否则全盘覆灭。组织挑中了王范：巡捕身份最合适。王范盯梢一个月，摸清叛徒夜宿的妓院、偏爱的越洋红酒以及每晚八点必改走的小巷。他用一句“今天别打扰客人”瞒过洋警长，同党解决了叛徒。事后租界里流传起一个悬案，外人只记得灯红酒绿的春江楼里有人暴毙，真相深埋暗夜。
一二八事变让上海火光冲天。王范亲眼看见日军刺刀挑起老妇的破棉袄，热血涌到脑门，他带头组织巡捕罢岗，联合工友进行反日示威。有人劝他“留得青山在”，他却顶着警帽怒吼：“对侵略者点头哈腰，不如剃掉脑袋！”次年春，他终因暴露被捕。数十天老虎凳、竹签夹指，他咬碎了后槽牙，只回一句：“我是好百姓，打错了人。”直到国共第二次合作，他才重见天日。审讯官摔碎茶盏，才明白抓到的竟是一条硬骨头。
一九三七年后，王范辗转延安、晋绥，参与整肃特务、整饬保卫系统。李克农评价他：“劲头硬，心思细。”一九四四年，年仅三十八岁的王范任延安边区保卫处副处长，处理潜伏案件数十起，办事干净利落，被同志们戏称“红色包打听”。也正因为这份本领，一九四九年初春，他接到了新任务：确保中央首长安全进入北平。
那年二月夜色寒冽，王范领着小队提前潜入城内，穿过前门、西单、积水潭，把暗藏的国民党残部、土匪武装一一点破。有人打算在居庸关埋炸药，他三夜未阖眼，硬是找到信号线；还有人企图混进欢迎队伍，他掀开礼花筒搜出小型手榴弹。车队抵达时，他坐第一车，窗外一片肃杀，他仅对副手说了一句：“子弹要来，先打我。”最终，毛泽东、周恩来等顺利步入北平城门，北海湖面还是一层薄冰。
进入和平建设时期，王范被调回上海，两年升至市检察长。很多干部只知道他查案狠，却不晓得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曾握着土枪逼退日兵。一九五八年春，整风运动掀起波澜，某些人借机罗织罪名：说他“作风粗暴”“排挤干部”“贪图享受”。连续十级降调文件送上中南海，毛泽东放下茶杯皱眉：“这是那个王范？”身旁秘书找不到确切答复，正好周恩来进门，看到名单也吃惊：“绝不会是老王的问题。”
“仔细查，必要时我亲自过问。”毛泽东拍案一句，语气冷峻。消息飞到上海，几位主事者冷汗涔涔，连夜翻卷宗才发现所谓“贪图享受”不过是王范拿公车送重病的老侦察员去医院；说他“排挤干部”，事实上是清理混进检察系统的旧势力。七天后，平反电报发到公社，王范却因持续的精神重压，瘦得仅剩一副骨架。他握着平反文件，低声喃喃：“总算洗清了。”
遗憾的是，重回岗位不到两年，长期积劳与外界诘难令他罹患重度抑郁，一九六一年冬夜，他留下八个字——“我无愧于党和人民”——结束了生命。档案上冷冰冰的死亡报告，却难写尽他半生火焰般的忠诚。
王范在世时没有留下豪言，老同事回忆他只爱说一句：“干净人，才敢挺直腰。”这句朴素的话，比任何褒奖都沉甸甸。今天翻检旧报纸，可以看到一排小字：“进城警卫队队长——王范”，极容易被忽略。然而正是像他这样的无名者，让共和国的黎明安全地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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