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中游仰韶早期的史前生业与聚落
——以山西夏县师村遗址为例
演讲人：段天璟 演讲地点：中国考古博物馆 演讲时间：2025年12月
运城盆地处于“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古中原”的中部。1926年，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先生发掘了位于运城盆地的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独立主持的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成为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考古工作，至今恰逢100周年。
师村遗址1、2号围墙和入口以及4号台基鸟瞰。图片由演讲人提供
仰韶早期陶窑。图片由演讲人提供
师村遗址出土的石雕蚕蛹。图片由演讲人提供
师村遗址出土的仰韶早期陶器。图片由演讲人提供
段天璟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考古学院院长兼考古与艺术博物馆馆长、吉林大学华夏（西阴）考古研究院院长、吉林大学—故宫博物院张忠培考古研究中心主任，从事先秦考古与考古学方法论、田野考古、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研究。图片由演讲人提供
李济在西阴村的发掘不仅发现了包括属于仰韶时代、今被称为西阴文化在内的各时期多种考古遗存，更有趣的是，他在夏县西阴村遗址发掘出土了半枚碳化的蚕茧。这一发现，因运城地区旧有“黄帝正妃嫘祖养蚕缫丝”的传说，而颇引人注目。然而，囿于当时的田野考古工作水平和研究基础，学界难以确指这半枚碳化蚕茧的年代和文化属性。
近百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和考古资料的不断丰富，运城盆地仰韶时代文化遗存的面貌不断明晰起来。运城盆地已成为探索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重要核心区域之一。深入探索该地区仰韶时代早期的聚落形态、文化面貌、生业方式等问题已成为中华文明起源以及考古学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需要指出的是，据调查，运城盆地东部缺少大规模发掘的仰韶时代早期聚落遗址材料。因此，大规模整体揭示和研究这一区域的聚落遗址成为晋南乃至黄河中游地区田野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关键。
本次讲座，我们以山西运城夏县师村遗址的考古发现为例，简要介绍并讨论黄河中游地区仰韶时代早期史前生业与聚落等方面的问题。
师村遗址位于夏县县城西南15公里处，地处中条山北麓青龙河故道的河曲地带，直线距离“世界三大硫酸钠型内陆盐湖”之一的运城盐湖约7公里。
2019—2022年，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运城市文物保护中心等单位联合对夏县师村遗址进行了调查和发掘，揭示出了运城盆地年代最早、距离盐湖最近的仰韶早期聚落遗址，为研究仰韶时代黄河中游的聚落、文化与生业等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
发掘工作在对师村遗址进行全面考古钻探的前提下，联合吉林大学黄大年团队对遗址采用航磁扫描、电阻率扫描、探地雷达等手段进行了无损勘探等多学科合作考察，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布方，共发掘6363.25平方米。
师村遗址包括史前时期的仰韶时代早期、中期以及历史时期的东周、两汉和宋金等时期的遗存，以仰韶时代早期遗存为主。
聚落：揭示运城盆地仰韶时代早期的重要聚落遗址
师村遗址的主要遗存为仰韶时代早期的一处聚落遗址，面积约3.5万平方米。
师村遗址仰韶早期聚落被两座夯土围墙环绕，墙外侧有台基等附属设施，围墙和台基外围有环壕。围墙内有房址、陶窑和道路，围墙内外发现有墓葬和大量灰坑。
围墙形制规整，存在基槽，为人工挖槽填筑而成。
1号围墙早于2号围墙。在1、2号围墙的部分区域清晰可见高于原地表约20厘米的类似“平夯”而成的板块。
1号围墙基槽现存部分宽约1.8米，残深1.5米，基槽内堆积可分10余层，土质致密坚硬，系人工填埋并拍砸所致。
2号围墙基槽宽约2.8米，距地表深1至3.5米，发掘区内揭露部分长约134米。2号围墙中段与1号围墙平行。有趣的是，1号围墙在发掘区中部的一段墙基槽呈半径为6米左右的半圆形向南与2号围墙相依，1、2号围墙相依的部分基槽的宽度没有发生变化，两墙基槽内填土的颜色不同、界限清楚、清晰可辨。
2号围墙基槽底部的深度不同，最深处距地表深约3.5米，最浅处深约1米。2号围墙基槽底部呈现出规律的波浪状起伏，基槽深度每隔约10米～15米达最深。2号围墙基槽内填土均经过拍砸，土层最多达30余层，墙基槽的每段波浪状区域内填土的土质土色存在明显区别。很可能是在确定墙基区域后，采用分段施工的办法开挖基槽，每段中部挖掘最深，每段两端挖掘最浅，各段的浅端相连构成墙基槽，各段填入不同质地的填土，并逐层夯实。
我们通过对墙体的土壤微形态分析，并对比自然堆积，可以确认其为人工夯筑而成，是黄河流域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夯土。
同时发现了三个聚落出入口，形态各异，并揭示出了连接入口的踩踏面。
在1号围墙中段发现明显宽于其两侧围墙基槽的踩踏面，其上覆盖一层碎陶片，推测其为1号围墙的一个出入口，我们称为2号出入口。
2号围墙上揭示出两个出入口。1号出入口宽约6米，并发现有类似我国历史时期的“瓮城”结构。3号出入口位于2号围墙中段，宽约5米，3号出入口两侧的2号围墙基槽形状规整。3号出入口以北通向聚落内的方向上发现有向北延伸的踩踏面，其上覆盖有较多碎陶片，并叠压1号围墙使用时期形成的踩踏面。说明，在2号围墙上的3号出入口使用时期，1号围墙上的2号出入口仍作通行之用，并形成了踩踏面。
在3号出入口北部还发现了几处覆盖着碎陶片的踩踏面，其连线与3号出入口两侧的墙体呈垂直方向，推测其为一条通向聚落内部的道路。
在1号围墙和1号出入口类似“瓮城”结构的外侧，发现有4号台基，为西北依靠2号围墙中段起建的一处建筑的基址，整体呈西北—东南走向，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长约21.4米，宽约11.8米，基址表面堆积为依次相连、人工夯打而成的夯土块。夯土块平面形状为长方形、方形和不规则形等，边界清晰。基址起建的原始地表起伏不平，存在自然或人工形成的凹坑。可见，师村遗址的先民们对地表凹坑搬运土方、填平坑洼，逐层夯筑建成了该基址。
在围墙和4号台基外围发现有环壕。环壕已发掘部分宽约4米，深约3.5米。其东段与墙体走向基本平行，且与墙体保持约5米距离，西段向西南方向延伸。
在聚落内，也发现有作为地面式房屋基础的夯土台基。其中较大的一处台基，现存面积约557平方米，平面形状大致呈长方形，南部向外延伸出一部分，北部宽南部窄，最宽处约16米，长约32米。经解剖可见台基上存在依次相连的夯土块，系逐块夯打而成，台基表面仅残存几处柱洞和料礓石面。因此，台基上可能建有多座地面式房址。较小的一处台基，现存面积约18平方米，年代稍晚于较大台基，位于其西侧，呈不规则形，残存数个柱洞，有多层垫土，应为人工填平低洼处后在其上修建房屋。
房址有圆形和方形两种。例如，1号房址，方向为北偏西35度，残长约9米，残留有直线形的木骨泥墙，应为一座矩形地面式房址。2号房址的年代早于1号房址，为圆形的地面式房址，仅残存部分墙基，直径约5.4米。
灰坑包括袋形、直筒型、圜底和不规则形等。在1、2号房址西北约10米处，发现一座年代晚于1、2号房址的仰韶早期不规则形灰坑，该坑底距地表最深处5.3米，口径达6米以上。值得注意的是，灰坑中发现了大量红烧土和被火烧过的木骨泥墙、居住面残块，应为建筑堆积残块，很可能与房屋等建筑的废弃有关。灰坑内填埋大量带有木骨印痕的红烧土墙体碎块与居住面残迹，表明当时人们或存在通过“拆旧埋废”的方式循环利用居住空间的行为。
墓葬有土坑竖穴墓、偏洞室墓与瓮棺葬等类。
土坑竖穴墓的葬式包括俯身直肢葬与叠肢二次葬等类。叠肢二次葬又有多人合葬、双人合葬和单人葬等。如10号墓的墓穴为一东西长、南北窄的长方形土坑，最长边为东西向。墓内发现自西向东排放有5具人骨，皆为仰身屈肢二次葬。最西部人骨头向西，颅骨残损严重；其余四具人骨，头向均朝北，面向南，埋葬在西向人骨以东，四具人骨头自西向东依次平行排列于墓坑的中、东部。64号墓为双人二次合葬墓，墓穴为近圆角方形，墓内南北向并排放有两具人骨，头向朝西，肢骨叠放整齐，颅骨破损严重。82号墓为一偏洞室墓，单人二次葬，头向朝西北，肢骨叠放整齐，保存较完好。墓主人头向南，墓向163°，墓主人左侧股骨外侧洞室前出土随葬品红陶钵，为目前发现的年代较早的偏洞室墓。
在2号围墙的3号出入口外还发现了三座叠肢二次葬与一座俯身屈肢葬墓穴，整齐地排列在道路西侧。
瓮棺葬发现数量较多，均位于房址或台基附近，年代应与居址同时，由钵或盆倒扣在夹砂罐上组成。如7号瓮棺葬平面呈椭圆形，剖面为斜直壁，出土2件完整的陶器，红陶钵倒扣在弦纹灰陶罐上。
考古人员发现了仰韶时代早期结构最完整的陶窑。如6号陶窑，被仰韶时代的壕沟打破，现存部分窑室、火眼、火膛、火门。陶窑的挖建方式为在断崖上横向掏出窑室和火膛，中间由火眼连通，窑壁内侧有青色烧结面，故该窑可能使用时间较长且窑内烧造温度较高。
文化：呈现运城盆地仰韶时代早期遗存向西阴文化转化的进程
师村遗址出土了丰富的仰韶时代早期的枣园文化、东庄文化和部分仰韶时代中期的西阴文化遗存。
此前，在运城盆地尚未系统发掘过仰韶时代早期遗存。师村遗址仰韶早期遗存的发掘，填补了运城盆地腹地仰韶时代遗存发现的空白。师村遗址发现的枣园文化、东庄文化和西阴文化遗存呈现出运城盆地腹地的仰韶时代早期遗存向仰韶时代中期的西阴文化转化的进程。
师村遗址仰韶时代早期遗物以陶器为大宗，按用途可分为陶容器和陶制品，另外还有一定数量的石器和骨蚌器等。经类型学比对，结合碳十四测年分析，师村遗址仰韶早期遗存的绝对年代约为距今5900至6500年。
陶容器的质地可分为泥质和夹砂两类。泥质陶数量较多，其中，以泥质红陶为主，还有部分泥质红褐陶和黄褐陶。夹砂陶主要有夹砂红陶和灰褐陶等。器表除素面外，还有器表施纹和彩陶两种装饰方法。器表施有弦纹、绳纹、附加堆纹、戳压纹等。彩陶均为黑彩，主要包括直边三角形、直线、圆形、平行四边形等基本纹样，及其组成的复合纹，还发现了鱼纹彩陶片。陶器包括平底、尖底、圜底和三足器等，器类有小口尖底瓶、瓮、壶、碗、盆、罐、鼎、器盖等，陶制品有陶纺轮、小口尖底瓶、壶模型等。
石器主要由磨制或打制而成，器类有工具和石制品两种，工具包括石锄、石斧、石钻、石凿、磨石等，石制品有石球、石珠、石雕蚕蛹、绿松石坠饰等。骨蚌器包括骨簪、骨锥、蚌饰等。
师村遗址发现了部分属仰韶时代中期的西阴文化遗存，以几座袋形坑最具代表性。例如779号灰坑，袋形平底，堆积中包含较多草木灰，坑底有踩踏面，推测为窖穴，出土西阴文化时期的重唇口尖底瓶残片。943号灰坑出土曲腹彩陶盆、石制铲形礼器等遗物。
值得注意的是，师村仰韶早期遗存中见有与后冈一期文化酷似的鼎足和陶壶模型等器类。仰韶早期，后岗一期文化在黄河以北占据了汾河流域和张家口地区，在晋中地区的上土河遗址中就发现有后岗一期文化遗存。地处运城盆地的师村遗址仰韶早期遗存中发现的这些后冈一期文化因素与后岗一期文化的西进有关。
仰韶时代早期，运城盆地位于黄河流域的半坡文化和后岗一期文化强势影响形成的漩涡之中，文化的交流激发了师村遗址土著文化的发展机制，呈现出多元的文化特征，展现独具特色的文化面貌，从而向西阴文化转化。
这成为师村遗址仰韶早期聚落的文化背景，为研究地处“陕晋豫地区”地理中心的运城盆地由仰韶时代早期的枣园文化、东庄文化向仰韶时代中期的“西阴文化”的演进提供了重要资料。
生业：探讨黄河中游仰韶早期先民生业方式的重要线索
师村遗址的古环境分析研究显示，仰韶时代早期，师村遗址的植被类型为森林草原，气候温暖湿润。师村遗址出土了蚌镰、石臼、石杵等收割与加工谷物的工具。可见，当时农业已有了初步发展。出土的石球等遗物表明，狩猎采集或为补充农业产品的生产方式。
师村遗址出土了多枚仰韶早期的石制和陶制蚕蛹，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蚕蛹形象，如，2019年出土的一枚石雕蚕蛹，属仰韶时代早期的东庄文化，形态逼真、造型精美、工艺成熟。这枚石雕蚕蛹长约3厘米，宽约1.3厘米，采用中条山地产的鲕状灰岩制成，石雕整体呈黄褐色带有天然黑褐色斑点。石雕通体刻有螺旋状的横向弦纹，使用简洁的刻划纹勾勒出蚕蛹的头和尾部，形态酷似现代的家桑蚕蛹，但较小。
如前所述，运城地区旧有“黄帝正妃嫘祖养蚕缫丝”传说，1926年李济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时，曾出土半个碳化的蚕茧。李济先生在《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清华学校研究院丛书第三种，1927年）中指出：“我们最有趣的一个发现是一个半割的，丝似的，半个茧壳。用显微镜考察，那割的部分极平直。清华学校生物学教授，刘崇乐先生替我看过好几次，他说，他虽不敢断定这就是蚕茧，然而也没有找出什么必不是蚕茧的证据，与那西阴村现在所养的蚕茧比较，它比那最小的还要小一点。”此外还指出：“因为它是经过人工的割裂。当着我最初发现它的时候，我知道这意义很重大，就非常注意这件事，但是我没找到第二个。”夏鼐先生曾在《我国古代蚕、桑、绸的历史》（载《考古》1972年第2期）中讨论过我国古代发明蚕丝生产技术的年代问题。他也关注到了1926年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发掘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一个“半割”的蚕茧，但他很谨慎地认为，“其实，这个发现是很靠不住的，大概是后世混入的东西。”并指出，“我们不能根据这个靠不住的‘孤证’来断定仰韶文化已有养蚕业。”总之，囿于当时的情况，学界难以确指西阴遗址出土蚕茧的具体年代，关于仰韶时代黄河流域的先民是否存在养蚕、是否认识或利用桑以及丝、绸等方面的问题，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也很难进行讨论。
经实验室测试鉴定，师村遗址仰韶早期遗存中存在一定比例的桑科花粉，很可能与先民们养蚕有关。同时，还发现有碳化黍和粟的种子。这些共生的遗存及其文化属性显示，距今6000多年以前，地处黄河中游的运城盆地先民从事种植农业生产，并很可能已有条件了解、喜爱并崇尚桑蚕。
此前，学界也曾经在黄河流域发现过年代稍晚的与丝绸起源相关的遗存，如，20世纪80年代在华北地区的正定南杨庄遗址发现了距今约5500年的陶制蚕蛹模型；近年来，在运城盆地的闻喜上郭遗址发现有仰韶中期的石雕蚕蛹，在河洛地区的巩义双槐树遗址发现了仰韶中晚期的丝绸遗存等。
不断丰富的考古发现暗示着，仰韶时代早期东庄文化的先民们很可能已掌握了养蚕和处理蚕茧的技术。这一系列发现为我们探索后世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商品——丝绸的起源与传播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也为探索当时运城盆地的自然环境以及先民对自然资源的改造利用等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
师村遗址发现的石雕蚕蛹，在李济先生1926年发掘西阴村遗址百年前后，成为探讨学术史上提出的重要问题的关键证据，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标识之一。
师村遗址仰韶早期聚落已具备一定规模，沿用时间较长，围墙经两次修建，围墙外有依附墙体起建的夯土台基，围墙和台基外围有环壕，围墙内有大面积的建筑基址，且年代有早晚之分。从中可以窥见，遗址内的居住区范围存在逐步扩大的过程。师村遗址仰韶早期的围墙、台基等是黄河流域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夯土遗存。建筑基址附近发现了中原地区年代最早的偏洞室墓，聚落南部揭露出了迄今为止结构最完整、保存状况最好的仰韶早期陶窑，昭示师村遗址仰韶早期聚落处于时代发展的前沿，具有较大的先进性。
师村遗址仰韶早期聚落遗存的发现，填补了运城盆地考古学文化发现的空白。在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上，为研究晋南地区新石器时代仰韶早期遗存向西阴文化的演化及其与周边文化区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在聚落考古研究上，为研究陕晋豫地区以及黄河流域仰韶早期聚落形态提供了重要材料；在生业方式研究上，为进一步探索手工业生产及其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师村遗址仰韶早期遗存的揭示将为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养蚕缫丝”、手工业发展、聚落形态以及生态环境、生业方式、文明起源等问题的研究提供重要启示。
师村遗址是晋南地区内涵最丰富的仰韶早期聚落遗址，其发掘成果具有多重突破性学术价值，从聚落布局、建筑工艺、手工业发展、文化互动、生业策略等多个维度，极大地深化了学界对仰韶时代早期社会复杂化进程的认识。师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丰富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历史脉络，进一步展示出中华文化的灿烂成就与重大贡献。
《光明日报》（2026年02月07日 10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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