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上海两会期间，上海市政协委员、民进上海市委青工委主任、同济大学国豪书院副院长任捷教授带来了一个建议：在评价体系中引入“学术年龄”。
“过去以跟踪式研究为主，现在则更强调原始创新和前沿突破。”任捷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说。
这一建议直指当前科研生态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不少科研项目和人才计划以35岁、40岁、45岁等生理年龄作为硬性门槛，迫使部分科研人员为“赶末班车”而追逐热点、追求速成。
任捷指出，过去以年龄作为青年人才奖励和项目的阶段划分，确实保护了青年人才，也促成了青年人才的早发现早成才。但随着中国科技发展阶段的变化，这种设计正在显现局限性。
“人才成长本身是多元的。”任捷委员表示，现实中不少顶尖人才“大器晚成”，过早用生理年龄下结论，容易给科研人员造成“一步慢、步步慢”的心理压力。
当前我国科技事业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创新策源引领世界转变，这一转变对人才成长路径、评价体系和支持环境提出了全新要求。
所谓学术年龄，是指从获得博士学位或正式进入科研体系起计算的科研年限，旨在衡量科研成长阶段，而非个人的生理年龄。这一概念并非全新，但在当前创新背景下被赋予新的意义。
任捷委员建议，在保留对青年人才早发现、早培养机制的同时，引入以博士毕业后10年、15年、20年等为节点的学术年龄梯度设计，为不同阶段的人才提供清晰、稳定的发展预期。
“如果一个博士生28岁毕业，做一个实验课题要到38岁才出重要成果，那么年龄就超了，这往往会驱使研究者选择做两三年就能出成果的‘热点’研究。”任捷表示，学术年龄的引入，旨在打破这种“不划算”的科研选择机制，让评价体系更加多元化，引导科研人员安心面对长期研究。
他建议试点推行“学术年龄”与“生理年龄”并行的双通道资格条件。例如，将“年龄不超过35周岁”拓展为“年龄不超过35周岁，或博士毕业不超过XX年”。
针对特殊群体，他建议建立“学术年龄”的弹性认定与扣除机制。在计算“学术年龄”时，可扣除全职产业界工作经验、参军服役、支教援边、生育及产后照护等经核实的中断时间。
“评价体系不是为了制造焦虑，而是要引导科研人员安心面对长期研究。”任捷强调，学术年龄并非取消标准，而是让评价更加精细，相关制度需要明确科研起点、使用边界，避免形式化操作。
这一建议一经公布，引发了不小的关注。事实上，在学术评价时，以生理年龄为基点，更容易鼓励一种线性的“紧凑型”学术路径——本科毕业读硕士，硕士毕业读博士，尽可能压缩中间的停顿，才有可能在“青年人才”的竞争中占据年龄优势。
但在今天的学术生态里，路径其实也更为多元了。它可以是企业和高校之间人才的流动，也可以是在工作积累之后再次学术转向，甚至也可以是出于家庭等个人原因的暂时休整，等等。
这时，“学术年龄”的合理性就体现出来了，它把评价的起点从出生年份，转向获得学位、正式进入科研体系的时间，本身就是对学术规律的尊重。它承认科研并非越早越好，也不必都沿着同一节奏前进，而更看重对在学术领域深耕的意愿和能力，无论从何时起步。
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下发《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其中提到，“探索复合型创新人才的培养模式”“强化校企联合培养”，本身就意味着对单一、线性学术路径的突破。
“学术年龄”的引入，正好也为这种复合型成长路径提供了制度接口，让真正有意转向学术的人才少一些顾虑、多一些可能，比如一些企业员工，哪怕进入学术圈晚一点，但也不意味着就毫无优势。同时，这也能拓展科研队伍的来源结构，让科研生态在更开放、更耐心的节奏中，形成良性生长的空间。
而放在更大的语境看，这也属于今天整体“年龄松绑”的一部分。不只是科研，像是备受关注的公务员考试，也开始在年龄要求中适度保持弹性。比如2026年国考，年龄就放宽到了38岁以下，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年龄上限更是提高至43周岁。
可见，这已经成了社会共识：让人们的成长节奏更松弛一些，不再被单一的年龄刻度反复催促。其实这也更符合现实——生活水准提高、健康状况改善，人的职业生命周期被显著拉长，学习、转型与再出发正在成为常态。在这样的背景下，评价体系也没必要停留在“早到早得”的逻辑中，“大器晚成”“瓜熟蒂落”也应当被允许。
当然，“学术年龄”能否实现，具体如何设计，划线到什么标准比较合适，这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探索。但这无疑是个对思路的提示：应当让青年人才更从容地规划人生，在更符合自身节奏的轨道上积累与成长。
来源：央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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