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2025年8月29日-31日，2025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在沈阳召开。在“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发展”学术研讨会上，学会乡村规划与建设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靳东晓作题为《推动传统村落的整体性系统性保护》的报告。
本文字数：5765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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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东晓
学会乡村规划与建设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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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村落保护的三个阶段：
从点到片，从片到区
靳东晓在报告中首先回顾了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工作的三个阶段。他指出，传统村落保护不仅是对物质空间的修缮，更是对中华文明根脉的守护。这一过程经历了从单个村落保护到集中连片保护，再到特色保护区建设的演进，体现了保护理念的不断深化和保护体系的日益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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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个村落保护阶段
（2012–2019年）
以2012年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公布为标志，国家启动了对传统村落的持续性认定与保护工程。这一时期，保护工作主要以单个村落为对象，重点开展了历史（传统）建筑修缮、基础设施改善和环境整治。截至2024年，共有8155个村落被列入国家级保护名录，省级名录村落达5068个。从2014年至2019年中央财政累计投入约130亿元，支持了4300余个中国传统村落的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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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连片阶段
（2020年至今）
2020年起，国家住建部、财政部等部门联合推动了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工作，至今先后公布了10个示范市和110个示范县。这一阶段的保护工作强调文化生态的整体性，通过区域联动实现资源整合与文化共保。例如滇黔桂的梯田村落群、徽州文化圈、茶马古道沿线村落等，都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保护集群。靳东晓特别指出，集中连片保护不仅避免了单个村落保护的“孤岛效应”，还有利于整合旅游资源、打造文化品牌，实现保护与发展的良性互动。
据统计，在8155个中国传统村落中，100%的村民实现了住房安全有保障，96%的村落实现了生活垃圾集中收运处理，69%的农户日常可使用热水淋浴，66%的农户用上了水冲厕所，44%的农户用上了燃气。这些数字不仅反映了保护工作的成效，也体现了传统村落保护与民生改善的紧密结合。居住条件的改善和生活设施的便利化现代化，让原住民留村、新乡贤回村、新村民进村，传统村落焕发出勃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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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保护区建设
（2025年即将启动）
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推进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建设”，标志着保护工作进入新阶段。靳东晓强调，特色保护区建设重在“文化同根同源”，需要打破行政边界，建立跨区域、跨部门的协同保护机制。中规院已经开展的相关研究，认为应该站在国家事权角度“跨区域广覆盖”，综合历史文化、农业区划、建筑形态等因素划分特色保护区，强调广义农耕内涵，突出“文化基因-农业基底-建筑载体”的划分原则。其中，应该更多的强调文化线路及其沿线各类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如目前正在积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万里茶道，途径中国八个省份，连接中蒙俄三国，是亚洲大陆南北向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的核心区域并延伸至欧洲，干线总长 14000 余公里，对早期经济全球化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一条重要的经贸往来与文化交流通道。待申遗成功后，中国古代东西、南北水陆大动脉丝绸之路、大运河、万里茶道等都将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将极大地完善我国文化保护传承的空间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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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保护重点：从物质空间、
文化基因到保护传承体系
靳东晓提出，传统村落保护应从“物质空间”“文化遗存”拓展至“保护传承体系”，实现整体性、系统性保护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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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空间：不仅是建筑，
更是伦理秩序的载体
在传统村落保护中，物质空间包含了宏观的山水格局、中观的村落肌理以及微观的建筑院落，每类空间均蕴含着丰富的中华民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化内涵及基因密码。如四合院、围屋等传统建筑，不仅是人生活的物质空间，更是伦理观念、家族制度、礼制文化的物化体现。靳东晓以江西龙南市“田心围”为例，详细阐述了其建筑布局中蕴含的文化内涵。“田心围”始建于明嘉靖年间，是赣南现存年代最早、面积最大、房间最多的围屋，占地7000平方米，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有房屋600余间。其空间布局体现了“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儒家伦理秩序，是客家文化的物质载体。同样，湖北红安县柏林寺村的“歪门邪道”“转弯抹角”等建筑细节，也是中华民族谦和礼让传统美德的空间表达。
靳东晓还指出，传统村落的空间格局往往与自然环境高度融合，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如西藏左贡县的茶马古道沿线传统村落，适应地形条件，形成了河谷台地型聚落和缓坡山地型聚落，展现了高原干旱河谷地区的生态人居智慧。这些空间智慧对现代城市规划均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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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存：加强传统村落与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协调保护
靳东晓强调，传统村落保护必须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这些是农耕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已公布1557项国家级非遗，其中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名册）项目44个，位居世界第一。
靳东晓特别提到跨域传承的从安徽徽州歙县丰瑞里到贵州安顺鲍屯村“抬汪公”非遗，是始于明代徽州，随着明代“屯军戍边”移入到贵州的跨越2000公里、延绵600余年的活态记忆，具象体现了文化传承的生命力。
靳东晓还指出，保护不仅要修复建筑、传承技艺，更要让非遗文化融入到村民的日常生活中，实现“活态传承”。他以湖北恩施州来凤县的土家族摆手舞为例，说明如何通过日常活动传承文化。摆手舞集歌、舞、乐、剧于一体，表现土家人生产、生活和征战场面，是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在来凤县百福司镇舍米湖村，摆手舞不仅是表演项目，更是村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体现了文化传承的生活化、日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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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传承体系：加强传统村落与农业遗产
、灌溉工程遗产的整体性系统性保护
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明，传统村落是农耕文明的重要载体。保护传统村落，也要保护传统村落中的农业生产要素、生产方式等，尤其是要加强其中各类文化遗存精华内容的保护。
其中，农业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在与自然长期协同发展中创造出来、赖以生存并流传至今的农业复合系统，对中华民族的生存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蕴含着极其丰富的中华农耕文化基因。截止目前中国已认定189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其中25项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靳东晓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江西万年稻作文化系统为例，指出在万年县发现的1万年前栽培稻植硅石标本，实证了中国是世界水稻起源地。同样，云南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成为全球首个茶主题世界文化遗产，涵盖了5片古茶林、9个传统村落，体现了“人与自然共生”的东方智慧。靳东晓强调，“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 从“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到“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对象更加整体、保护的措施更加系统、保护的要求更高。
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是灌溉工程方面的遗产，目前中国拥有42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最突出的国家。靳东晓以四川都江堰为例，指出其建堰2250多年来经久不衰，发挥着愈来愈大的效益，担负着四川盆地中西部地区7市40县1130万余亩农田的灌溉，以及防洪、发电、供水等多项目标综合服务。几千年来，灌溉工程一直是我国农业文明开展的根基支撑，也是中华民族生存之本。沿用成百上千年的灌溉工程遗产所承载的治水哲学已成为中华文化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传统哲学观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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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模式创新：
政府引导、村民主体、社会助力
靳东晓强调，传统村落保护必须创新工作机制，实现“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共享”。他通过多个案例，详细阐述了政府、村民、社会三方在保护工作中的角色转变和协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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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主体：
从“要我干”到“我要干”
靳东晓指出，村民是传统村落保护的主体，他们的积极参与是保护工作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青海黄南州同仁市曲库平乡江龙农业村，村民自发绘制了村庄建设平面示意图，指导传统村落建设。这种参与式规划不仅尊重了村民的意愿，也增强了他们的主人翁意识。同样，在湖北恩施州利川市凉雾乡海洋村，村民自筹木料修缮家园，体现了“我要干”的主动性。
靳东晓强调，要充分发挥村民的主体作用，从项目选址立项到规划设计再到工程施工，每一个环节都充分听取群众意见，让村民自我决策、自我管理、自我监督。在西藏山南市乃东区，政府推行“以奖代补”模式，告诉村民修一扇门、一扇窗户、一堵围墙都可以获得奖励，不修就没有，有效激发了村民的参与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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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角色转变：
从“大包大揽”到“出机制、促保障”
靳东晓指出，政府在传统村落保护中的角色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过去政府往往直接主导建设，容易导致“政府干、群众看”的局面。现在，政府更多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激励、技术标准制定等方式搭建保护平台，实现从“立项目、出资金”到“出机制、促保障”的转变。
他以湖北红安县柏林寺村为例，介绍了“共同缔造”的工作模式：政府出机制、促保障；规划团队听意见、来参谋；村民从“要我干”变成“我要干”。这种模式充分调动了各方的积极性，形成了保护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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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与部门协同：
突破行政边界，整合资源要素
靳东晓强调，传统村落保护涉及住建、文化、农业、水利、自然资源等多部门，需要建立“跨部门联席机制”。同时，以文化线路（如万里茶道、茶马古道、大运河）为脉络，推动跨省联动保护机制建设，这在未来的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建设过程中将尤为重要。
靳东晓还展示了一张颇有意义的照片：五级政府官员（国家部委、省、市、县、乡）与学者坐在一起，共同探讨传统村落保护。这种跨层级、跨部门的对话机制，有利于政策与需求的有效对接，实现传统村落有效的整体性、系统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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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支撑与人才培养：
留住原住民，传承生产生活方式
靳东晓在报告中特别强调了产业支撑和人才培养在传统村落保护中的重要性。他指出，保护传统村落不仅要保护物质空间，更要留住原住民，传承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这才是保护中华农耕文明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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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目标：
留住原住民，传承生产生活方式
靳东晓说“传统村落保护的是当地村民，不是城里人的诗和远方。”他强调，保护工作不能仅仅为了发展旅游而引入外来产业和人口，导致“壳还在，人换了”的局面。真正的保护是要把原住民保留下来，发展他们所从事的原有的产业，维持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
他举例说明，保护梯田、灌溉工程遗产等，实际上就是保护与农民密切相关的生产生活方式。这是最根本的，如果抛开这些，引进卖咖啡等外来业态，那就不是原住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了。只有把原住民的生产生活方式留下来，那才是和农耕文明相关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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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选择：
维持原有生产方式，给予适当支持
靳东晓提出，在产业选择上，要围绕传统生产生活方式找到恰如其分的产业类型。工作中要深入研究原来的农业生产方式是什么，存在什么问题，并给予一定支持，既维持了原有的生产方式，又能让村民有相应收入，从而留住一部分村民。只有让原住民继续在村落中生活和工作，才能保持村落的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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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培养：
传统村落养一批传统工匠
靳东晓分享了一个典型案例：在青海某州某传统村落，疫情期间，原本要外出打工的大量青壮年因疫情无法外出，正好赶上国家传统村落集中连片示范县支持资金到位，这些年轻人就和有经验的工匠一起修缮自己的村子，传统村落修缮保护工程完工，他们也有了收入，很好地解决了就业与缺少修缮房屋劳动力的矛盾。
靳东晓强调，传统工匠的培养不仅解决了村落保护的技术需求，更重要的是为年轻人提供了留在村落的就业机会，避免了人口流失，实现了保护与发展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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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传统村落保护
是中华文明传承的“根”与“魂”
靳东晓在总结中引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这种文明的载体，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传统村落不仅是建筑遗产，更是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集中体现。保护传统村落，就是守护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就是传承中华文明的基因密码。
靳东晓指出，传统村落保护面临诸多挑战，包括城镇化冲击、人口流失、文化断层等。未来，保护工作应进一步强化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整体性：将村落、农业系统、灌溉工程、非遗等要素作为整体保护，避免碎片化；
二是系统性：建立“国家–省–市–县–村”五级保护体系，完善法律法规、资金保障、技术标准；
三是创新性：运用数字化技术（如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生态智慧（如低碳改造）、运营模式（如文化IP开发）实现可持续发展；
四是人本化：以“留住乡亲、护住乡土、记住乡愁”为目标，让传统村落成为“宜居宜业宜游”的传承中华农耕文明的鲜活样本。
最后，靳东晓引用习近平总书记2024年8月初对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的重要指示：“要以此次申遗成功为契机，进一步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这为传统村落保护工作指明了方向，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靳东晓强调，传统村落保护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政府、专家、村民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只有通过整体性、系统性的保护，才能让传统村落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的生机，让中华农耕文明在新时代绽放光彩。
*根据现场报告整理，已经专家审阅
供稿单位：江西省城乡规划市政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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