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吃的“炒面”是什么东西？麦克阿瑟直言：不是人吃的东西|炒面|麦克阿瑟

1950年11月27日凌晨，长津湖西侧的山谷温度已降到零下三十五度。林间埋伏的志愿军六连传来低声呼喊：“老班长，给口炒面吧。”班长从帆布袋里摸出一把焦黄粉末，递过去。战士咀嚼几下，再抓一撮雪送入口中，冰渣混着麦香，瞬间融进喉咙，那股子粗粝的甜味让他精神一振，继续趴回雪窝里。就是这种看似简陋的干粮，引出了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

把时间往前拨到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战机在头顶呼啸，炸断桥梁、公路，封锁补给线。火光一来，炊烟就可能暴露部队位置。两条路摆在面前：要么冒险生火，要么饿着肚子。于是，能“冷吃”的主食，成了后勤部门的紧迫课题。

第一次战役结束后，东北军区后勤部长李聚奎召开紧急会议。夜里三点，煤油灯摇晃，他想起自己当年闯关东时的“救命粮”——农家把小麦、玉米、高粱、芸豆混炒后碾碎，掺点盐糖，干吃能顶饱。李聚奎当即拍板，“就照这个办法，做成大批量的炒面，送到前线。”这番决定，让与会军需干部长舒一口气：既不用生火，也耐储存，还轻便。

随后，总参同意该方案。11月7日，第一批试制炒面被空投到清川江畔的38军指挥部。彭德怀接过帆布袋，抓了一撮放入口中，咀嚼片刻，点头道：“能吃，行！”一句话，立刻把加工计划推向全东北。

数字看上去枯燥，却能说明迫切程度。东北行政委员会要求每日出产十三万八千斤炒面，二十天完成两百七十多万斤。沈阳、长春、哈尔滨热气腾腾，机关干部、工人、学生，甚至工厂里的退休老人，都被拉进车间。铁锅、炮烙、脚蹬风箱，“哗啦哗啦”不歇火。一位大娘把滚烫的黄豆抓在手里，笑着说：“孩子们吃了好打仗。”

北京也没闲着。12月初，周恩来在政务院会议上布置：各省立即组织粮食调拨，能炒多少就炒多少。他还到石景山的工厂实地看生产，撸起袖子翻炒麦仁。中央各部门随后“支援前线”成了自觉行动。最意想不到的，是功德林。那些被改造的国民党将领在看守的催促下，也套上围裙转动铁锅，从清晨一直干到深夜，铁勺击打锅底发出铿锵声，像敲在过去与现实的分界线上。

1950年12月20日，首批两千吨炒面装上闷罐车，经安东铁路运抵辑安，再由挑夫和骡马队翻山越岭送到前沿。每名战士发一条布袋，装满约四斤重。没有热水的夜晚，雪替代开水，冰冷却干净。有人计算过，四斤炒面足够支撑一名战士行军三天，外加一把咸菜即是奢侈。生与死的距离，被这一袋粗粮硬生生拉近。

美国军方很快注意到这种奇特的口粮。1951年初，麦克阿瑟在东京总部召见后勤军官，桌上摆着截获的“中国军粮样品”。老将军抿了一小口炒面，猝不及防下咽，顿觉齿舌生涩，连忙端茶漱口，皱眉嘀咕：“This is not for human beings.”这句抱怨被翻译转述后，迅速在战场两侧传开。西线某班长听了哈哈一笑：“咱吃的可是救命粮，他嫌不好，正合我意。”

不可否认，长期依赖炒面带来副作用。1951年春季攻势前，野战卫生部队统计，前线部队出现夜盲症病例激增，缺乏维生素A是主因。随着苏联支援物资到港，铁道兵修复平壤—新义州铁路，补给压力略有缓解。华东、华北开始向前线运送红枣、蔬菜干、罐头。与此同时，我军工兵改装出的无烟散风灶在小高岭一线试用成功，前线终于可以在夜幕中煮米饭、焖高粱。志愿军战士为此编了新俚语：“锅碗瓢盆敲战鼓，热汤也能压寒风。”

1952年夏，中央军委发电：每日增配蛋粉三十克，人均确保鸡蛋一只。毛泽东特别嘱咐，“要让孩子们有力气把仗打完。”蛋粉经辽东港口装船，先运符拉迪沃斯托克，再转西线铁路。途中遇到美机轰炸，几列车厢化为焦土，但总量仍能满足部队轮换。

有意思的是，炒面并未就此淡出。它成了某些侦察分队的“机密装备”。行军受阻或深入敌后无法生火，扯开布袋抓几口，保证体力；若被敌机低空搜索，顶多被看见一队“吃雪的幽灵”。直到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志愿军才陆续拆下那口随身袋，折叠好，寄回家做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