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春天，华北的晨雾尚未散去，年仅二十四岁的侯波一边背着沉重的德产相机，一边穿梭在延河畔的黄土地上。对她而言，相机不仅是谋生工具，更像一把钥匙，能把战火中的真实与希望永远锁进胶片。那时的她绝对想不到，三年后将站在天安门城楼，与国家领袖距离几步之遥。

追溯更早，孩提时代的“阎千金”在山西夏县的窑洞里听长辈讲关公故事，心里便种下执拗与侠气。十四岁奔赴延安，起初学的是印刷。抗战正吃紧，党校里缺摄影学员，她被点名改学拍照。老师只丢下一台旧相机，“先学按快门”，她就这么走上了另一条路。

1945年东北光复，组织让她和丈夫徐肖冰去长春接收“满映”，负责保管影像资料。一对新人在那座半荒芜半繁华的城市里，一面整理胶片，一面琢磨诗与光影的碰撞。徐肖冰常调侃：“胶片比大米金贵，可咱得把最珍贵的时间都用在镜头里。”这句话，侯波往后记了一辈子。

北平和平解放后，两口子被调到电影制片厂。几次拍大型会议，她敢抢机位、敢俯身跪拍，底片洗出来效果拔群。1950年初春，中央办公厅需要挑人进中南海组成常设摄影组，名单里突然出现了她的名字。征求意见时，她只说一句，“服从安排”，心里却乐得睡不着。

第一次随同毛泽东，是在香山双清别墅接待苏联代表团。大厅灯光并不充足，她手心全是汗，生怕错过关键瞬间。合影前，毛泽东一句“女同志站中间”，逗得在场人都笑了。快门声定格了那一刻，也定格了她此后十二年的工作轨迹。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金水桥下人山人海。侯波手里的蔡斯相机只装十二张底片，她却接连按下快门，每一张都咬牙计算光圈。那幅后来被命名为《开国大典》的照片，在新闻电讯里传遍全球。她没夸过自己，却常偷偷掏出底片擦拭，仿佛那是青春亮闪闪的勋章。

进入五十年代，国家百废待兴，毛泽东的行程密集起来。南到韶山，北到哈尔滨，三线筹建、粮棉调研，她几乎全程随行。背包里永远是两机四镜，加一包干粮。有人问她累不累，她摆摆手，“能跟着主席跑，打一针鸡血都行。”这样的轻松话语，掩不住长年颠簸留下的老伤：腰椎劳损、肩胛骨炎、慢性结膜炎，全是相机和闪光灯“赐予”。

1958年夏，武汉长江大桥旁，毛泽东下水畅游。岸边的记者团人仰马翻，侯波却悄悄潜到江边小艇，用近距离镜头抓住了主席抬头甩水的瞬间。那张《畅游长江》后来成了教材经典，她却笑着说自己当时差点被河水呛得不轻。

她固执地想拍毛泽东读书的场景。多年观察后摸准了节奏——夜深人静，主席伏案灯下，总爱翻开线装书。一次她屏住呼吸探头，快门刚半按，只听屋内低沉的一句：“谁在门口？”计划泡汤，她灰溜溜退回走廊。第二天交底片时，毛泽东看了看她，没发火，只淡淡一句：“拍照也要注意时机嘛。”说罢抬手示意她坐下，随口谈起南斯拉夫的局势，好像什么也没发生。

日子在底片声里飞快溜走。1961年初，新华社调令悄然递到她手上：赴地方深入群众拍摄基层建设。纸张薄，却沉得胸口发闷。她清理暗室时，翻出那卷“1949·10·01”标记的胶片，指尖微颤——原来最难割舍的不是工作，而是十二年里一点一滴的相伴。

离别那天是3月中旬。丰泽园里铺满早春的落花，毛泽东仍伏案批改文件。卫士通报后，他抬头招手让她进来。短促的对话，只一句：“侯波同志，这就要外出了？”她点头，想好的一大段辞行词语却全部哽在喉头。空气沉默得几乎能听见窗外麻雀扑棱翅膀的声音。毛泽东轻轻叹气，“人嘛，总得走到更广阔的天地去。我理解，也舍不得。”说到这，他用手背轻抹眼角。那一刻，一向沉稳的领袖露出少见的酸楚，令在场卫士心里一紧——原来“人都是有感情的”。

车子驶出新华门前，她没有回头，怕撑不住泪水。到了新岗位，山野崎岖、炊烟袅袅。她扛着相机钻进棉田、矿井、课堂，把镜头对准普通农户和产业工人。晚饭后，总爱摊开印有细碎铅字的牛皮信纸，写下当天见闻，落款始终是“向您汇报”。信寄去中南海，大多音讯杳然，她知道文件堆得像山，自己那几页纸不一定能第一时间抵达案头，却依旧坚持。

1962年盛夏，她因熬夜洗片过度劳累，罹患严重角膜炎。传到北京，李银桥扛来大包小包药品，还有毛泽东亲手抄写的《清平乐·六盘山》。墨迹未干，信笺仅一页，却温热沉甸：愿汝早日康复，待重逢再话光影。屋里的人都红了眼圈，她端着那页诗，看了又看，泪水浸湿药棉。

病愈后，她继续趟在泥水里抢镜头。为了给水利工地拍全景，逆光下爬上脚手架，右脚不慎踩空，幸得工人兄弟一把拉住，否则后果难料。有人劝她歇一歇，她摆手：“能动就别躺着，胶片不会等人。”这种拚劲，让当地干部敬佩，也让群众把家门钥匙都交给她保管。

进入七十年代，彩色胶片逐渐普及，她却始终保存那台只能装十二张底片的旧蔡斯。来访者问缘由，她回答得轻描淡写：“它见过最重要的面孔，谁舍得丢？”直到暮年，她一次又一次把《开国大典》的底片翻出来，像擦拭战士的枪一样，轻轻吹去灰尘。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2003年，阿尔勒摄影节把“人类影像贡献奖”给了已是耄耋的侯波。她身着深色外套，步伐蹒跚，却坚持自己拎相机上台。千余名摄影师自发起立鼓掌，掌声里有敬意，也有对一个时代的回响。媒体争相采访，她只说：“我没什么传奇，不过是按了几次快门，恰好记录了国家最光亮的日子。”

家里墙上挂着的，是与徐肖冰、毛泽东那张黑白合影。客人以为那是普通旧照，她却轻轻拍了拍相框，说道：“这一瞬间，寄存了三个灵魂对新中国的全部热爱。”语气平缓，却透着烫人的真诚。

岁月流逝，底片泛黄，但放大镜下，那些面孔仍炯然如故：天安门城楼上眼含深意的男人，棉田里跌倒又爬起的女摄影师，长江浪花间悠游的身影——他们曾在同一段光影中相遇。时间带走了许多，却带不走底片里的呼吸： 那一年，离别时的红了眼眶，至今仍在暗房里闪着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