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上过硬，政治上合格，是军之良才。”
这是毛主席对他的评价，不光如此，聂荣臻元帅也对他评价颇高，他就是我国的开国上将，朱良才。
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走进那段历史，看看这位“军中良才”的人生，究竟有多传奇。
1928年，28岁的朱良才背着简单的行囊，跟着朱德、陈毅的队伍往井冈山走。在此之前，他还是湖南汝城一所小学的教书先生，平日里拿着课本教孩子读书，后来见着家乡的农民运动闹得火热，心里也燃起了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的念头。
上了井冈山后，朱良才的日子过得连轴转。组织上让他当红四军军部秘书，白天伏在油灯下写文件、整理战报，字里行间都得透着对部队的清楚了解；到了晚上，他又得揣着枪去连队当党代表，跟着战士们一起练刺杀、摸夜路。
谁也没料到，这个握惯了毛笔的教书先生，没多久就把军事训练的门道摸得透透的，战士们都愿意听他的，不光因为他讲战术有条理，更因为他跟大家同吃糙米饭、同睡稻草铺，没一点“官架子”。
后来，井冈山的风声突然紧了。敌军趁红军主力去湘南，派了4个团来攻黄洋界哨口。
朱良才带着1连的72个战士守在这里，哨口就那么窄，山路上全是石头，他们索性把大块石头堆成掩体，又在必经之路埋了密密麻麻的竹签，连砍来的松树都掏空了，填上铁砂和火药做成“松树炮”。
敌军一轮轮往上冲，石头、松树炮轮番招呼，可架不住对方人多。正着急时，有人想起部队还有一门缴获的迫击炮，就3发炮弹。朱良才赶紧找迫击炮连的战士商量：“别打零散的敌人，瞄准山下敌军集结的地方，说不定能镇住他们！”
第一发炮弹没响，第二发还是哑弹，战士们手心都攥出了汗。直到第三发“轰隆”一声炸在敌群里，山脚下顿时乱了套：敌军以为红军主力回来了，趁着天黑撒腿就跑。后来毛泽东写下“黄洋界上炮声隆”，朱良才和1连战士的名字，也跟着这场胜仗记在了井冈山的历史里。
1930年，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的关键战：龙冈战役打响了。
这时候的朱良才已经是红三军9师的政委，跟着师长徐彦刚带兵执行迂回任务。那天夜里，他们借着月光绕到敌军后方，摸着黑突破了几道防线，直扑国民党军前敌总指挥张辉瓒的指挥部。战士们冲进去时，张辉瓒还在屋里打电话，没等反应过来就被活捉了。
打扫战场时，战士们发现了一个“稀罕物件”：带着天线的电台。大伙围着看新鲜，朱良才却注意到旁边站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正是电台台长王诤。
他走过去递了杯热水，跟王诤聊起天：“我们红军跟国民党不一样，不为当官的打仗，是为了让老百姓能吃上饱饭、不受欺负。你这技术，在我们这儿能派大用场。”王诤看着眼前这位说话实在的红军政委，又想起国民党军队里的勾心斗角，最终点了头。
就是这台电台，成了红军的第一部电台，王诤后来还牵头建起了红军的无线电通信队，帮着部队打了不少胜仗。
1937年，西路军兵败的消息像块石头压在每个人心上。朱良才跟着右支队往祁连山里钻，走了一个多月，身边的战友越来越少，有的倒在雪地里就没再起来。
山里比井冈山冷多了，草根树皮早被挖光了，他只能蹲在雪地里，用冻得发僵的手指扒开硬邦邦的牛粪，把没消化的苞谷粒一颗一颗抠出来，靠着这点东西撑着往前走。
逃亡路上，马匪的骑兵总在山梁上晃。有一回，他刚绕过一道山沟，就听见马蹄声哒哒响。情急之下，他看见坡下有群羊，赶紧冲过去钻进羊群，把身上那件破羊皮袄裹紧，连呼吸都放轻。羊群的膻味混着雪水味，倒成了最好的掩护，马匪在坡上扫了几眼，没发现异常就走了。
最难忘的是过兰州黄河铁桥。那时候桥上全是国民党兵，端着枪搜来往的人，就怕漏过散兵的红军。朱良才正发愁，看见个国民党军官带着几个挑夫过桥，他赶紧凑上去，帮一个挑夫拎起沉包袱，腰弯得低低的，假装是跟着的杂役。
过桥时，有个兵用枪托碰了碰他的背，问“你是干啥的”，他故意装得结巴：“老、老总，俺是帮官长挑东西的。”直到过了桥，他才发现后背的汗把破衣服都浸湿了，手还在隐隐发抖。
等他终于摸到援西军在镇原的驻地，刚往门口挪了两步，眼前一黑就栽倒了。战士们把他扶起来，才发现这“叫花子”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后来称了称，一个大男人，竟然才80斤。
1938年，朱良才调到晋察冀军区当政治部主任。那地方是敌后，鬼子老来“扫荡”，大家日子过得都紧巴。1942年，鬼子的“大扫荡”让根据地闹了粮荒，连树叶都成了宝贝。
有战士在村里摘树叶，朱良才知道后，连夜写了条训令：部队要摘树叶，得离村子15里地，老百姓能吃的榆叶、柳叶，一片都不能碰。
阜平的老乡们听说这事，第2天一早就扛着竹筐去摘树叶，捆成一捆一捆的往军区送。有个老大娘还揣着两个烤红薯，塞给战士说：“孩子，别跑远了，俺们给你们摘够！”
朱良才摸着那些还带着露水的树叶，跟身边的人叹气道：“你说咱老百姓多实在？有他们跟咱一条心，还怕打不赢鬼子？”
他还爱找身边的英雄故事。狼牙山五壮士跳崖的消息传来，他立马叫战地记者去采访，后来《晋察冀日报》登了他们的事迹，不少小伙子看完就来参军，说要跟五壮士一样打仗。
还有“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冒着枪林弹雨救伤员，把自家口粮省给战士，朱良才专门让人把她的故事印在《子弟兵报》上，边区的妇女们都学着她做军鞋、照顾伤员，军民的心贴得更紧了。
1955年，授衔仪式上的红肩章格外醒目。55岁的朱良才接过上将军衔命令状时，右臂不自觉地蜷了一下，那是1931年反“围剿”留下的旧伤，阴雨天总隐隐作痛。
当时他正担任北京军区政委，管着军区的政治工作，可谁也没想到，3年后他会捧着申请书找到组织，说要把岗位让出来。
那几年他身体实在差，右臂伸不直，偏头痛犯起来得靠止痛药顶着才能开会。组织上劝他“边治病边工作”，他却摆着手说：“我这个正职要是老请假，工作肯定受影响。年轻人精力足，让他们上，比我撑着强！”
1958年，他成了新中国头一个主动从领导岗位退下来的开国上将，没要任何特殊待遇，收拾东西时就带了一箱子旧文件和几件换洗衣物。
退下来的朱良才也没闲着，反而拿起笔，想把井冈山的老故事写下来。写《朱德的扁担》时，他怕记错细节，揣着笔记本跑了好几个老战友家。找到谭政时，两人坐在小板凳上聊到天黑，他一笔一画记。
初稿写好后，他还专门寄给朱德看，朱德回信笑着说“你连藏扁担的地方都记得清”，他又照着回信改了两处，才放心投稿。
可发表时，编辑问他作者名，他却说“不用写我，能让娃娃们知道老红军的事就行”。以至于这篇课文印了几十年，好多人都不知道作者是他，直到2001年他的口述文章发表，大家才恍然大悟。
不光对自己要求严，朱良才对家人同样严格。他给家人立了规矩：公家的东西一点都不能沾，他的专车除了办公，谁也不能坐。
妻子李开芬在军区机关上班，哪怕下大雨，也披着雨衣骑自行车去，从没想过搭丈夫的车。有回小儿子上学要迟到，想坐他的车，他蹲下来跟孩子说：“这车是国家给爸爸办公用的，咱们不能搞特殊，以后早点起就好。”
1989年他临终前，拉着子女的手说：“我没什么值钱东西留给你们，但有一样得传下去：对党的忠诚，比啥都金贵。”
从战场上的硬骨头，到让贤退岗的老将军，再到写故事传递红军精神的老人，朱良才一辈子都没搞过特殊，却把“忠诚”二字，刻在了骨子里，也一代代传递给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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