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初秋的一个清晨，北京西直门外还弥漫着雾气。罗荣桓把17岁的罗东进叫到书房，递上一张写满钢笔字的小条：“去哈尔滨，好好念书，别惦记家。”那天父子俩简单吃了碗鸡蛋面，各自心里却装着沉甸甸的嘱托。谁都没想到，四年后，两人会在病房里迎来最后一次正面交锋。
再把时钟拨回二十年前。1939年2月，八路军115师政委罗荣桓从晋西北挥师东进山东，刚出生的儿子被他取名“东进”，寓意随大军向东。部队行军紧急，襁褓里的婴儿只能放进竹篮，由挑夫挑在肩头；另一端，塞满几只桃子，路上饿了就让孩子啃两口。那条崎岖山道一走就是半个月，篮子里的娃娃没哭，倒先把桃子汁水吸了个干净。
沂蒙山区的日子更拮据。谷子连壳磨，红薯渣子添进去，摊成皱巴巴的煎饼，“读报”成了部队口头禅。小罗东进嚼不动，老乡便先含在嘴里软化，再一点点喂给他。有意思的是，这种“百家饭”反倒养出顽皮性格。两年后，孩子戴着缴获的防毒面具跑去吓村里娃，哭声一片。罗荣桓正好巡诊回来，当院子里当众喝斥：“忘了老乡救命的情分？关禁闭一天，好好想想纪律！”那一顿“板子”，小家伙刻在心里。
抗战胜利，北京解放，新家安在西四胡同。罗荣桓公车配给可用，他却立规矩：公车只办公不私用。兄妹俩周末回家要坐公共汽车，赶不上就走路。一次两人步行十几里，进门时鞋底都磨亮了。罗荣桓听完经过，拍拍儿子肩膀：“好样的，能走回来，比坐车体面。”
1961年4月14日，哈军工校园里下着湿雪。罗东进收到父亲来信，信里先谈导弹技术，又谈“干部子弟戒优越感”，最后一句重磅：“警惕孤僻，也别自卑。”同学们传阅后直说写得像条令，他却暗暗告诉自己：这才是军人的家书。
转眼到1963年12月1日，哈尔滨夜色深沉。学院政委带着电报急匆匆闯进宿舍：“你父亲病情加剧，机票已订，马上动身。”罗东进愣了半天，半夜飞抵北京，天快亮才赶到总医院。病房里，罗荣桓脸色灰白，呼吸微弱。护士正换药，他睁开眼，看见儿子反而皱眉：“东进，谁批的假？学习要紧，你回来有什么用？”一句话像冰水当头泼下。罗东进红了眼：“是学院派我回来的。”病榻上的元帅叹气：“干部子弟标准要更高，记住了。”
15日晚，罗荣桓把几个孩子环在病床前，声音低却铿锵：“我没给你们留财物，只留信念——跟党走。”第二天清晨6点42分，这位共和国元帅停下了心跳，终年63岁。追悼会上，周恩来哽咽致哀，毛泽东两次起立致敬。灵柩覆盖的那面五星红旗，被家属永久珍藏。
哈军工毕业后，罗东进分到航天部门，啃资料、钻地沟，一头扎进自动化指挥系统研发。上世纪七十年代，他参与研制的导弹阵地数据链第一次实弹联试，成像设备报废，他干脆爬上发射车靠纯手算校正，最终保证了命中精度。不久，调入军委炮兵，后来又转入第二炮兵。1988年授少将，1999年晋中将。
退役后，他没进企业挣钱，也没当“老干部讲坛”上的常驻嘉宾。2006年，67岁的罗东进发起“重走长征”公益行，二十多位开国功勋子女背上行囊，从于都河一直走到陕北延安，沿途捐建学校、图书室。有人好奇他为何自讨苦吃，他摆摆手：“那条路，父辈流过血，我们流点汗算啥。”
年届耄耋，他仍提醒身边年轻军官：技术再高，也别丢掉老一辈艰苦朴素的劲头。这句话，与1963年病房里那次斥责，语气里同样刚硬。八十多年光阴弹指而过，一纸家书、一次禁闭、一声“怎么随便请假”，早已融进了罗家父子共同的精神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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