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推门时,屋里正漏着腊月的寒气。她肩头落着未拍净的雪,手里提的保温桶还冒白气。“去我家过年吧,多加双筷子的事。”弟弟摇头,眼睛盯着水泥地缝。

屋里只有一张折叠床,小太阳烤着半湿的袜子。姐姐把菜一样样摆在矮凳上,红烧肉凝出油膜。她突然用袖子按住眼睛,手背的裂口像干涸的河床。“我走了。”声音从指缝漏出来。

弟弟没送。他听见防盗门锈住的那声“吱呀”,才冲到窗边。楼下,姐姐在雪地里站成黑点,抬手抹脸,越抹越凶。车开走了,尾灯在暮色里拖出两道湿漉漉的红痕。

他坐回床沿,夹起一块冷掉的肉。咸的。咸得发苦。这才发现自己在哭,鼻涕混着眼泪滴进饭盒。

最后他抹把脸,望向窗外——却看见那辆本该离开的车,静静停在街角树下。驾驶座的人影趴在方向盘上,肩膀一下下抽动。原来姐姐没走,她躲在那里,哭完了才能平安开回家。

弟弟终于掏出手机。屏幕亮起,照亮除夕前夜冰冷的四壁。他想打句话,手指悬着,迟迟落不下。远处传来零星的鞭炮声,像心跳,闷闷的,一声,又一声。

原来世上最疼你的人,连崩溃都要算好时间地点,不敢让你看见全貌。你也在谁看不见的地方,这样躲着哭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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