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五月三十一日，长江江面波光粼粼。毛泽东自武汉入水畅游，两个来回后登上“永康号”，脸上挂着水珠，也挂着兴奋。“给主席备饭！”随行人员匆匆忙忙。清蒸武昌鱼、烧青鱼块、回锅肉、炒木耳、榨菜肉丝汤，很家常的四菜一汤。一小时后，鱼骨见底，筷子还在汤里打转。就在那天夜里，《水调歌头·游泳》写就，“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一句，让这道湖鲜名声大噪。武汉人后来逢客必请武昌鱼，追根溯源，缘起就在这一顿朴素的江边晚餐。
鱼，是他的首选。抗战时期驻扎延安，鱼源紧缺，贺龙偶尔从河东送来几条鲤鱼，毛泽东总要嘱咐炖汤，多放葱姜去腥，却舍不得弃鱼头。晚年他偏爱胖头鱼，尤其是鱼尾上的那截筋肉，夹起便笑道：“鱼尾有劲，嚼得人脑子活。”一次见到碗里硕大的鱼头，他自嘲地对护士说：“等我走了，把骨灰撒江里，让鱼儿把债讨回。”玩笑背后，是终生不改的河湖情结。
若无鱼，辣椒也能下饭。湖南伢子嗜辣，那是骨子里的习惯。早在一九一四年的省立一师，周六“打牙祭”时人人盯着四斤红烧肉，可毛泽东常常用干炸辣椒配饭，一根一口，声音脆得像嚼花生糖。西柏坡时期，他用整把辣椒招呼米高扬：“咱不拼酒，拼辣！”苏联元老咬两口便涕泪横流，而毛泽东淡定咀嚼，“不吃辣椒，不算革命”脱口而出。话虽半真半假，却让客人记了一辈子。七十年代，咳嗽加重，他自己也承认“辣椒惹事”，只得用筷尖蘸点辣水解馋，克制难免，但从未真割舍。
红烧肉的故事更为人熟知，却远未到“顿顿四方桌、天天三大碗”的夸张地步。医护团队为了胆固醇数字跟他周旋，他总把“补脑”搬出来作挡箭牌。“胆固醇是人体自带的，没它还能打仗？”徐涛医生讲营养平衡，被反问得无言。中央全会一结束，他向周恩来俏皮道：“今晚奖励自己一碗，像打了胜仗。”厨师挑选最厚的五花三层，小火慢煨，冰糖出色，油光发亮。江青嫌“油腻”，他一句“农民的儿子爱这口”，便将餐桌主导权牢牢抓在手里，夫妻自此分餐。
除了荤辣，也有奇特的小食。湖南自制腐乳，看似寒酸，却能勾起乡愁。医护人员检出细菌超标，紧张得很，劝他别吃。第二天中午，他故意把那盘腐乳推到医生面前，“尝尝，香不香？”医生含糊应答“好吃”，全桌哄笑。毛泽东认定“爱吃就是身体在呼唤”，谁再想删掉这道小菜，只能碰软钉子。有意思的是，湖南乡间把腐乳当下饭“万能蘸料”，他年年让叶子龙按老法子发豆、翻坯、封坛，香味一揭盖四散，堪比山间霜落的桂子。
马齿笕——韶山老乡戏称“马屎苋”的野菜，也在他的菜单上占了座。幼年缺粮日子里，母亲文七妹晒干后腌制，冬天添粥即可饱腹。延安缺蔬季，炊事班在黄土塬找来几把，以盐水焯后凉拌，他吃得津津有味。建国后，桌上菜式多了，子女嫌它带酸味，一筷便停，他板起脸说：“昔日吃它活命，如今挑嘴忘本？”一句话，孩子惭愧继续开吃。为恒供此菜，工作人员竟托京郊农场专门种植，只因老人家“看见它就想起母亲”，这大概也是普通人最能共鸣的柔软一面。
几样家常味背后，也藏着对“补”的独到见解。他不信西方那套精确卡路里，常说“人不是机器”，需要的不是数字而是平衡。夜里批阅公文到天亮，喊卫士端来一碗热腾腾的红烧肉或鱼汤，油脂裹着米饭下肚，脑子立刻清爽。他认定实干消耗的能量，要用最直接的脂肪补回来，这种“经验科学”陪伴到耄耋之年，事实证明，直到七十年代中，他依旧能在书房讨论文件至凌晨。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饮食并未脱离勤俭传统。国庆观礼后高兴，也不过给自己添一碗肉；飞抵昆明，望见滇池肥鱼，吩咐“蒸一条中等的”，剩菜必嘱人打包给卫士。有人统计，在中南海的膳食账目里，毛泽东每月的花费只略高于普通干部，远低于不少机关食堂的招待标准，这种低调与他对“艰苦奋斗”的执念相符。
当然也有遗憾。七十年代，医生终于在体检单上亮起多项红灯，红烧肉的频次被硬性压缩到半月一次。毛泽东半开玩笑：“革命一辈子，最后输给胆固醇。”可真到那日，他又亲笔圈点：“供应，少而精，肥瘦均匀。”厨师只能把四方肉改成指节大小，放足黄酒，入口即化，满足口欲也控住分量。老人家吃完会放下筷子，“够了，再多就成贪污。”
从清蒸武昌鱼到干炸辣椒，从炉火通红的红烧肉再到酸咸交织的马齿笕，毛泽东的餐桌一直混合着湖湘乡土气、革命岁月的节俭味，以及晚年对健康的妥协。一代巨人的饮食之道，并非奢华铺张，而是凭记忆、凭习惯、凭体会去取舍。读懂这些寻常菜肴，不难想象那份从容自如——战事紧急也要挑根辣椒提神，会议终了必得一口红烧肉犒功，深夜灯下喝碗鱼头汤再批文件，生活与理想相激荡，味蕾和江山共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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