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进医生毕业于成都中医药大学，目前自设诊所。蔡医生新近新撰写了两篇文章《疾病与人生——从〈黄帝内经〉出发理解生命的构建与疾病》《〈黄帝内经〉——生命的另一个视角》，试图用浅近的笔墨将他所理解的中医道理告知读者，俾读者知道如何对待生命、保重身心。不过，有些读者可能会对文中的一些提法产生困惑与疑虑，故《上海书评》委托罗志田教授对蔡医生做了采访，试图帮助读者理解。
杨上善撰《黄帝内经太素》
罗志田：蔡医生好！我自己也在吃您的药，效果很好，对您的医理也有一定程度的理解。不过今天的采访，我想多代表那些不怎么了解的人提问，希望能让更多的人了解您的医理。先提一个我个人的问题，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您在开方子增减药物时，新增的药一定写在某个具体的地方，而不是更方便地加在方子的最后。这是否表示中医的方子都像打仗的排兵布阵一样有特定的针对性，某几味药针对的是某项症状，而且有先后次序，不能紊乱？这是中医普遍的做法还是您个人的习惯？
蔡进：药方的构建搭配取决于医者的认知和思维逻辑。就我而言，通过脉学的视角所看到的病，大多其实是人体整体系统问题的一种局部表现或阶段性表达。就如同战争，一个局部战争如果只是短时间的小摩擦，那么很容易就平息。但如果是反复的，它一定是由内部多重矛盾导致的一个结果。我们需要从整体系统出发来理解局部的问题，治疗方案的设计实际上也是整体规划和局部处理的结果。一个大的战争一定要做战略布局，然后要把战略布局和局部的战役放在一起，即战略和战术的关系。战术必须被包含在战略的总体目标之内，治疗实际上也是这样，局部处理必须被包含在整体布局之内。在组方的时候，我习惯一组一组地按顺序规划用药，实际上就是在做整体布局。然后在整体布局的基础上考虑局部处理方案。有些局部问题需要考虑或做方法修正，就把需要调整的用药在对应需要修正的位置进行更改。这样根据治疗得到的反馈信息与处方规划布局相互对照，方便我复诊时看到漏洞，然后进一步修正。
方中药物的顺序与医者个人的逻辑思路以及一些方剂中常用的药对有关，有的药作用相近，所以放在一起，比如金银花和连翘，玉竹和石斛等等；有的药物搭配非常经典，所以放在一起，比如桔梗和杏仁、茵陈和青蒿等等；有的是我通过对病的产生机理分析以及药的长期运用观察发现的比较好用的药材，所以把它们搭配放在一起，比如蜂房和鳖甲等，按照特定的顺序搭配起来，有利于我构建思维和发现问题。每个医生的习惯不同，组方也并不都是一样的先后秩序。
罗志田：下面是代表大家的问题了。近代以来针对中医的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主张是“废医存药”，就是主张废除中医，但是承认很多中药是有药效的，所以可以保留，用“科学”的方式对其属性加以分析利用。您认为中医和中药能不能被分开？“废医存药”的主张对中药的利用方式能不能成立，为什么？
蔡进：药本质上相当于是一个工具，它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取决于我们怎么理解它以及我们需要它达成一个什么样的效果。我们对药的使用实际上建立在我们对病的认知基础上。比如阿司匹林，最早我们用它来解热、镇痛。随着我们认知加深，就用来防止血栓。到了今天还延展出预防胃肠癌的效果。不是药物发生了改变，而是我们的认知改变了。相比之下，中药的认知就更复杂，因为它是复合的。所以我认为“废医存药”这个理念是难以实现的。药物的认知和使用，实际上是源于我们对病的认知角度、深度的问题。
那么中医对病的认知和西医对病的认知是否一样呢？我说个最简单的例子，新冠。如果我们对新冠的认知立足于对病毒的认识。那我们肯定认为治疗就是要灭活病毒或者干涉病毒的复制或者增加抗体。我最早接触新冠的时候，就是中国全面放开的时候。当时有一个病人说他有点感冒，让我看一下。摸了脉之后我就觉得不一般。我是通过脉学来推演这个病毒对人体系统的干涉演变过程以及对应可能出现的破坏来理解这个病毒的（后来根据网络上报道的诸多后遗症以及对病毒的相关研究也印证了我的推演）。这种病毒与我以前对感冒的认识差别巨大。所以我花了很多精力对新冠的发病机制和损害机制进行推演，并立法立方。然后我立马让我所有的病人都吃这个方子。告诫他们一旦发病一定吃药。根据我对我病人的治疗和观察来看（样本量还是比较大的），没有发现有什么后遗症，而病程都明显缩短，病症也缓解明显。
如果把我的处方拿去针对病毒来做实验的话，我想不会有效。这个处方即便有直接针对病毒的成分，估计也微乎其微。那么为什么我让所有的病人都来吃这个药而且也得到了效果？我们必须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病毒入侵我们的肉体的时候，是为了它自己的种族繁衍，并不是来杀死我们的。那么它在繁衍的时候，需要对我们体内的环境进行改造以利于它的繁衍，在这个改造过程中造成我们身体的损伤。如果我们把它对人体的这个改造过程给中断、控制了，那么它自然难以兴风作浪，然后被我们的免疫系统消灭。所以我在构建处方、选择用药的时候，实际上是不针对病毒，而是针对病毒对人体的这个改造过程。用药需要先理解对病的认识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废医存药”这个方向很难有成效。
罗志田：有些读者可能会问：《黄帝内经》已经是那么早的经典了，最初也可能是西汉时期形成的，在此之后，中医有过这么多变化和发展，近代以来又有西医的传入。到今天还把《黄帝内经》当作必读的经典，要从中获得灵感，是不是表明中医没有什么突破性的进步？换句话说，《黄帝内经》对今天治疗疾病的价值体现在什么意义层次上？
蔡进：实际上是这样的。我们医生在学习的时候，大都习惯了学习如何治病，病人也习惯了有什么病就找医生去解决。其实这个观点是比较片面的，为什么？其实当你真正“看”到病的时候，是不需要你知道怎么治病的。大家一听可能就不太理解了。我在文章中也谈到，“病”是我们人为设定的一个概念、一种表象，本质上是生命运作时出现的一种障碍，或者是多种因素影响的一种结果。但当我们通过概念、表象去定义“病”的时候，治疗也是针对不同的概念和表象。
中医发展上千年的历史中出现了各大医家学说，大多数医家学说都是根据《黄帝内经》的理论演化出来的。这些医家留下了许多医案和治疗理念，但发展到今天，真正在临床上可供借鉴的部分变少了。为什么？
第一，我们的时代在变、气候环境在变、生活饮食也在变，思想肉体都在变化，所以形成病的因素也在发生改变，那么治疗方案、理念不应该还和以前一样。第二，我们对“病”的认知变了。古时候因为限于时代认知和科学手段的问题，是以“症状”为主来认知疾病的。所以就演化成许多针对症状的理论和治法。而今天，我们对病的定义的方法发生了改变，变成了以实验室数据、检查、病理结果为主。所以各家学说理论与现代认知出现了“脱轨”。而《黄帝内经》对今天治疗疾病的价值就体现在它记录的不是怎么治“病”，而是通过一种观察视角来把生命的基本运作、演变给描述出来了。虽然以今天来看，它还是有很多漏洞和局限，一方面是时代认知所限，一方面传承之中难免出现错漏，许多后世医家都做了整理和改编，有些文字不一定是作者的本意。但是它的整体思想、它的立足点是对的。病实际上是生命演变的结果。如果你在它的立足点看到生命的演变过程的话，其实需要的就不是知道该怎么“治病”，而是看清病的来源和演变过程，然后去修正。这和武侠小说里写的高手以无招胜有招的道理是一样的。当你以“症状”定义疾病的时候，可以从《黄帝内经》的视角来演化出针对症状的理念和思路；当你以“检查”定义疾病的时候，也可以从它的视角来演化出针对实验室指标、影像结果的理念和思路；但无论是症状还是检查，本质上都只是生命演化中的不同表象。
如果我写一本书来讲怎么治今天的“病”，或许也没有太多价值，因为随着科技的进步和认知的进步，我们对“病”的认知和定义一定会继续发生变化。《黄帝内经》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个观测生命演变的视角，你不需要去考虑不同的症状或检查结果应该怎么去处理，因为它们都只是“象”，你对生命认知的底层逻辑是否正确才是最主要的。所以，《黄帝内经》的意义在于其认知角度，我们需要的只是把它的认知具体化、结合现代科技探索到的现象结果进行完善而已。
罗志田：今天很多人关注中医有没有“科学”价值，像阴阳、五行、阴虚、阳虚之类的表述，不但听起来很玄妙，而且很多医生也说得很含糊，似乎没有西医的仪器检查结果那么具有说服力。您怎么理解中医在今天的价值？中西医结合是可能的吗？如果可能，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路径？
蔡进：我在文章中已经谈过这个问题，“阴阳”“五行”实际上是因为古人时代所限，那个时候这种术语是属于日常术语。时至今日，我们需要更加具体、详细的描述方式。语言只是一种媒介，将我们的认知、体会通过这样的信息载体传达出来。在我这里看病的患者都知道，我基本不再用“阴阳”“五行”这类的表述来描述。当你通过脉的视角“看”到了生命演变的时候，你自然就能够把你的认知和体会通过现代语言描述出来（但通过语言能够表述的信息量始终是有限的），病人也更容易理解。
在上一个问题我也谈到，症状、检查都只是生命演变中间的一些表达方式，无论中医还是西医，都是研究生命的科学，只是观察的角度不同。中医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另一个对生命的观察角度（脉），通过这个角度我们能够看到生命演变的“时空”轨迹，有点像通过卫星观测理解地球，这与现代科学手段所追求的是不同的。
我们今天谈到中西医结合大多是中药西药一起治疗，着重于治疗上的结合，而不是认知上的结合。其实当你真正“看”清生命的演变的时候，已经没有中医和西医的区别了。如果有一天科技能够提供一个完全替代脉学的视角来观测到生命的运转变化，自然不存在中医还是西医的问题。
罗志田：为什么通过脉象分析，我们可以知道一个人的行为和心理习惯？比如您在文中说道：“一位四十多岁女士来看病，看了之后我告诉她根据她的脉象分析，得出的对其病况和症状的推断，其中有一项是我发现她容易陷入对往事的回忆中。”其间有什么原理吗？
蔡进：这个原理实际上并不复杂。我在文章里谈到过，通过“脉”观测得到的实际上是个能量相。这个能量相与我们的肉体相和意识相是相联系并有对应关系的。从“脉”观测的角度来看，生命的运作是受到意识和肉体一起来推动的。你得的病实际上不是一个单纯的病，它一定是肉体和意识共同创建的。那么当我们推断一个病启动的源头的时候，就会去寻找它意识启动的源头。有的时候很多东西是无法直接用语言来表述的，只有通过“脉”看见了才能说清楚。当你“看”到了，就可以用你的理解（包含个人经过训练得到的阅历）去解读这种意识变化会在什么样的经历中演化出来。我们的意识一启动，能量相就开始跟着变动，意识初启动的时候有个原始信息留在能量相里。但是这种原始信息，以目前的语言是无法完全表述清楚的。我们实际上是通过人为转换成对患者的经历、思想等等方面进行推演而表述出来，与患者沟通，使患者能够理解，进而印证我们对这种原始意识以及能量相的解读是否正确。
罗志田：同样，您文中谈到一些具有“预制”效应的判断，比如您说判断有个病人将死于消化系统或肺部的癌症，或者有人将来会得老年痴呆，您也是通过对脉象的掌握发现的，听起来很神奇。其道理何在？您说这和他们继承的父母的“精原”有关系，通过把脉怎么能探知一个人的“精原”呢？这样说来，一个人的未来是不是“注定”的，由其祖先就已经确定下来了？
蔡进：我们今天通过天气预报能够很容易知道未来几天的天气走向，但放到古代就会显得很神奇。这是我们的认知和观察角度发生了改变。在我们看病从脉象推断的时候，并不是单纯去看“病”，而是把这个人的外貌特点、年龄性格、习惯和思维方式、能力等等特点这些都融合进去。比如这个人具有什么外貌特点、性格、年龄段、习惯、能力，甚至祖先的信息一起放进去，然后推演得到了一个结果。
如果你这样观察理解的话，你就会发现，只要他有这个性格、能力、外貌特点等等特性和他习惯性选择的发展趋势，即使他现在没得病，这个趋势下去也会导致他容易得什么病。这和天气预报是一样的，并不是百分百，而是一个大概率认识。然后，你通过问诊了解他的特性、遗传等等是否和你从脉象观测推演的信息一致，然后来确定这个预测逻辑是不是正确。现在我们的检查手段也很丰富，通过西医检查也能够来印证我们的推断。很多患者的指标异常我通过脉象推断印证，通过治疗观测脉象来观察这个指标异常形成的机制是否减轻或者消失了，然后借西医检查来验证我这个推断是否正确。有的患者不相信我的预测判断，我也可以根据长期的跟踪观察他的最终结局来印证我的判断。
对我来说，预判病人的未来发展趋势已经成习惯了，我的病人也逐渐习惯了。别人觉得很神奇，对于我们来说，实际上就是认知和思维角度的问题。一个人的未来是否“注定”，要看他是否按照他生命演化设计的“惯性”去选择人生。每个人设计不同，摆脱“惯性”的难易程度不同。至于“精原”实际上是我对构成人体所有腺体的一种比较原始的结构的一种描述。在脉学中我们观测到身体的各种腺体都有一个共有的、相对原始的、具有生物活性的构架单位。它也是一个复合概念，是我通过脉学观测和临床验证提出的一种概念。
罗志田：文章里看起来最神奇的一个例子，是您通过脉象分析，发现一个人的祖上不是四川人，甚至做过土匪。您说这跟他“行事冲动、缺乏冷静细致的谋划”，于是“投资屡屡失败”有关。祖先的性格必然会影响其后代的性格吗？尤其是，这种性格怎么会推导到其祖先中有土匪这种具体的结论呢？每个人的性格有多大成分是继承来的？又有多大成分是从个人经历积累而来的？可以通过脉象来区分性格中由个人经历积累而来的部分和其从祖先那里继承来的部分吗？
蔡进：一个患者在治疗的早期阶段，是很难从脉学中推断你体内有哪些设计是从祖先来的。如我在文章提到的，在治疗过程中对人体生命的演变过程进行不断解析，最终“看”到的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叠加。一个人从出生带着的一个初始设计，又通过人生经历进行演变。经历越复杂，体内的物质能量或者说身体的结构、功能属性的改变就越多。一开始想要把哪些是祖先传下来的、哪些是个人选择的变化区分开，很困难。但是，有些体内的设计是趋似于本始设计，在对脉象进行解析的时候，能够有一些大概的区分。比如有个患者得了心脏病，我搭脉一看，虽然他现在血糖不高，但是我推断，可能有遗传的糖尿病设计。因为有些设计不像是通过个人经历演化出来的，而是生下来时候就具有这种设计的可能性更大。一开始只能持怀疑态度，通过不断的治疗，把很多个人的因素造成的变化给慢慢消除，最终能更清晰地“看”到一个本始设计，这个设计和病人的外貌特点、身体的内在架构是连在一起的。
我在文章中谈到过禀赋，禀赋似乎不能完全用基因来解释。比如我们设计一个产品，有一个设计图纸，但是按照图纸加工出来的产品几乎不可能与设计完全一致。工厂的运作模式、原材料、人为因素、软件运行等等，都会对最终结果产生影响。初始设计和产品结果是不完全一致的，但是结果又源于设计，且紧密相关。当我将患者体内因个人经历导致的异常变化进行修正之后，就“看”到一种初始设计。初始设计包含了你的父母、祖先的能力、性格、身体结构等等，我们通过解析患者初始设计的能力和性格，判断他的祖先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可能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每个人的祖先成分都很复杂，但一般“因果”越重的祖先，在初始设计中越容易显现）。比如我看那个祖上像土匪的患者的时候，实际上我“看”到他的设计里底层逻辑里有好逸恶劳、喜欢打砸抢东西、好色、因为爱面子又表现得豪爽、一冲动又很容易上头的特性，结合这些信息发现与土匪的特征是非常相近的，而且他的设计与四川人特征差距较大（长期的地域和文化等因素也会对我们的意识和肉体产生影响，在部分患者身上可以观察推测出来），我们就可以通过问诊来验证这个推断。
所以祖先的行为、思想会通过能量物质信息传给你，影响你的身体结构、意识、思维、能力。这样看，你的外貌、性格、能力、意识是不是和你的“命运”相关？所以祖先的意识行为和你的“命运”的起始点是连在一起的。简单来说，祖先给你的烙印，肯定是深扎在你的底层设计里的。只是看你怎么去理解和运作。一个人弃恶向善就越来越好，弃善向恶也可能越来越差，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因果”的存在。
罗志田：您说到疾病和善恶之间有关系。行为的善恶可以直接导致一个人的疾病吗？是不是需要通过某种机制的转换？如果需要的话，这种机制是什么？如果它是经过心理作用产生的，我们调整一个人的性格和行为方式，而不是其道德品质，是不是就能避免某些疾病？如果是这样，那还能说疾病和善恶有关吗？
蔡进：这是可以肯定的。我们说善、恶对人的影响。并不是指表面上社会定义的善、恶本身，而是不同的意识、身心运行模式下对人体内物质能量构架产生不同的影响。如果你本身平静、祥和、放松，那么你自然更容易从环境中得到正向反馈，你的身体运作自然而然更趋于协调平和，像是一种“沉淀”，慢慢把身体的物质能量结构变得更好，也让后代能够从更好的设计开始出发，从而进入良性循环。
所以我在文章里面着重强调，善首先应该善待自己，你必须先保证自己是一种平静、祥和、随意而为善的身心状态，你所做出的反应和行为才是真正的善。而不是用道德品质要求来强制约束自己去行善。有的人“嫉恶如仇”，然而当你敌视别人的时候，你身体自然而然是收紧的，也会引起体内的供养障碍。
善并不是让你无条件地去退让，而是坦然地行事。我们每个人底层的逻辑不同，每个人对善的理解也不一样。如果要对善定一个标准，是很难说清楚的。现代社会大多人都能看到心是向善的，但是每个人初始设计、底层逻辑是不同的。比如我有个病人她其实性格还是比较好的，但是我仔细看了她祖先个性又强又有很多怨气，所以问她：“你父母是不是个性又强、怨气又重、喜欢吵架？”她说“是这样的”。她本人一点儿也不表现出这种性格特点，但是她的底层逻辑里面刻着这样的性格。所以很多人觉得自己是善，但是如果底层出发点有问题，你不一定看到你骨子里的恶。这必须要通过自我反省和客观评价来理解自己。所以患者找我看病，我常说：“我只是一面镜子，让你看清你自己。你如果愿意改变，药物才能帮助你改变。”药物实际上只是个催化剂。你的行为思想正确了，药物就能帮助你迅速去改变，而不是代替你的改变。
罗志田：您曾经提出过一个问题：人生需要规划吗？从您对生命的思考来看，该怎样理解这个问题？
《了凡四训》
蔡进：每个人最终的结局都是死亡。结局是一样的，但每个人路径是不同的。如果在路途中出现了问题，你得了病、想要摆脱的时候，你需要思考你的病是怎么来的，而不是单纯看检查的数据结果。病是你人生的一部分，必须把你的性格、外貌、父母特点等等放进去，把你人生运作模式放进去理解。你首先要把你自己放下，找一个客观的角度来评价自己，不是从你自己的角度来认识。你的思维逻辑是从你身心的底层设计上启动的，你的思维逻辑一启动，你的底层设计就开始启动。你很难看到自己思维逻辑的出发点，大多需要别人来客观地告诉你。然后，你再反省自己。我们文章里面提到了《了凡四训》，其实就是想表达这样的道理。袁了凡的一生，其实就是通过别人告诉他“命运”是怎样的，他经历了，然后他加以反省，不断地修正自己，所以他改变了“命运”。寿命、疾病本身就是“命运”的一环，他在改变“命运”的同时，也得到寿命延长、病痛减少的结果。所以人生是否需要规划，看你自己怎么想，看你怎么去做。
罗志田、蔡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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