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0月，一份送到中南海的调查材料被摆在讨论桌上，主角是芜湖民营小厂的老板年广久。与会者七嘴八舌，谁也拿不准私营经济的尺度。邓小平掐灭烟，说了句轻描淡写的话：“先别急，看看，再让‘傻子’跑一会儿。”会场顿时安静，这句话后来在坊间流传甚广，也把年广久送进了全国视野。
时间往前推四十七年，1937年夏天，淮河决堤。年家在洪水里丢了地、房，举家逃到芜湖。那时年广久只有三岁，跟着父母沿街讨饭，最后在一间破茅舍里落脚。父亲为了糊口挑起水果担，走街串巷。为了揽生意，他总让顾客“先尝后买”，称重时还故意多给二两，街坊们笑他“傻”，久而久之，“傻子”成了绰号。
到1945年，年广久已能帮父亲张罗生意。顾客掂着竹篮打趣：“小傻子，今天苹果甜不甜？”少年眯眼笑：“不甜不要钱。”淳朴的“试吃哲学”让摊子总围着一圈人，但赚来的钱仍然勉强糊口。1950年父亲病逝，二十来岁的年广久挑起家计，卖过鱼，烤过栗子，却屡屡碰壁。
1963年，他因“投机倒把”被判一年。铁窗里，他回味父亲那句“利轻勤劳重，和为贵”，越想越觉得有味。出狱后，他又回到旧货市场旁，认识了炒瓜子的熊守仁。熊老头手艺好，瓜子香得惹人流口水。空闲时老头常念叨：“火候到，盐味匀，壳脆仁酥，才叫瓜子。”年广久听得仔细，偶尔帮忙摇锅。半年后熊老头突然心脏病发，摊子便落在他手里。
为了躲巡查，他夜里炒籽，天亮背麻袋走街卖。每遇顾客，总抓一把送到人手里，再慢慢称斤两，称完再顺手添一点。芜湖人口口相传“傻子瓜子”，回头客越来越多。从1966年到1976年，他攒下近百万元现钞——那可是靠一粒粒瓜子堆起来的数字。
1978年，改革开放的风把“打游击”的小贩推到台前。年广久干脆把自家小作坊挂牌，成立芜湖第一家民营“傻子瓜子厂”。厂房设在旧仓库里，最早只有两个儿子和十来个伙计，一口大铁锅昼夜不歇。年广久跑遍武汉、南京、上海，试味道、找原料，最后定下一款“酱卤五香”当主打，并在摊位挂上“傻子瓜子，少一罚十”的大字条。朗朗上口的标语像广告，顾客越聚越多，日产一度破千斤。
钱滚滚而来，也招来麻烦。“私人雇工超二十人属违法”的旧规摆着，芜湖地委不敢拍板，上报省里。调查报告递到北京，才有了开头那场会议。中央决定观望，年广久因此得以“合法存在”。他自觉迎来新天地，一鼓作气进军上海。1982年春节前夜，南京路门店排出百米长龙，报纸用“嗑瓜子排队”当作花边新闻。
利益高峰容易冲昏头脑。为了加量供货，他采购十万斤“迎春瓜子”，换包装当“傻子”卖。看到味道不对，上海人投诉到工商局。一查不得了：以次充好，偷税四万三千元。报纸连发评论，“傻子瓜子”声誉一落千丈。年广久赶紧写悔过书给安徽省委书记黄璜，列举自己捐款修路、助学的事，又表示“百年以后，所得悉数献给国家”。文件转到北京，引出了邓小平那句“让‘傻子’跑一会儿”，舆论风口才算过去。
1985年，全国流行“有奖销售”。年广久印了一百五十万张彩票，头奖是一辆上海牌轿车。瓜子每斤提价一角，外地商贩争相进货，半月卖出七百余万斤。正高兴，国务院忽然下文暂停此类活动，大批货被退回，仓库积压，资金链紧张。内部账混乱，流言四起，1991年又被人举报“流氓罪”“贪污罪”。法院审定贪污不成立，流氓罪名成立，判三年缓三年。因表现好，两年即出狱。
那两年，公司的权力被两个儿子瓜分，兄弟各立山头，“傻子瓜子”从一家独大变成三块招牌：父亲的老字号，大儿子的股份厂，小儿子的连锁店。不久兄弟反目，互诉侵权，官司拉锯好几年。年广久本想退休养老，无奈东拼西拆的商标让企业元气大伤。
2000年，他将剩余股权全卖给儿子，以为就此脱身。老人搬到芜湖步行街，自个儿支了口锅，挂牌“广九炒货店”。有老顾客认出他：“年老板，还是那股香味啊！”他笑，抓一撮瓜子塞过去：“尝尝，分文不要。”2006年，大儿子意外身亡，商标波折才告平息，老人把店名重新换回“傻子瓜子店”。店面不大，一边卖散装瓜子，一边兼营花生、蜜饯。生意平平，却足够支撑晚年。
如今路过芜湖中山路，偶尔还能嗅到那股咸香。门口坐着满头华发的店主，袖口卷到胳膊肘，手里不停地摇着铁勺，瓜子在锅里噼啪作响。顾客问价，他抬头，露出有些憨气的笑容：“多称两钱，不收你钱。”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