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六，我正在阳台上修剪那盆养了十年的君子兰，手机响了。是个陌生号码，归属地显示是邻市。
“喂，老林啊，是我，周建国。”电话那头的声音带着老年人特有的沙哑，还有些许局促，“没打扰你吧？”
我手里的剪刀顿了顿。周建国，我亲家公，儿媳周雨的父亲。我们上次见面还是三年前，在儿子林浩的婚礼上。那时他是个神采奕奕的退休教师，说话做事都透着知识分子的讲究。不像现在，电话里的声音听起来苍老了许多。
“周老师，您好。”我放下剪刀，尽量让声音听起来自然，“有什么事吗？”
“是这样的，”他顿了顿，“今年过年，家里就我一个人。雨儿和林浩说他们要去三亚度假，初二才回来。我想着...想着你要是一个人，不如来我家过年？我们两个老家伙，也能做个伴。”
我愣住了。去亲家公家过年？这算哪门子事？
“这...不太合适吧？”我斟酌着措辞，“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我还是习惯在自己家过年。”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他说：“老林，我知道这个邀请可能有点唐突。但我听说...你也一个人？”
我心里一紧。是的，妻子去世五年了，儿子结婚后搬出去住了，这房子确实就我一个人。但这是我自己的选择，不代表我就需要去别人家过年。
“周老师，我一个人挺好的，清静。”我说，“您的好意我真的心领了。”
“你再考虑考虑。”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急，“我家离你那儿就一个小时车程，我准备了不少年货，一个人也吃不完...”
“真的不用了。”我打断他，“谢谢您。”
挂断电话后，我重新拿起剪刀，却怎么也集中不了精神。君子兰的一片叶子被我剪歪了，心疼了好一会儿。
和周建国的关系，一直是个微妙的话题。三年前的那场婚礼，与其说是两个家庭的结合，不如说是一场小心翼翼的平衡游戏。周家是书香门第，周建国退休前是重点中学的语文老师，妻子是医生，可惜早逝。我们家是做生意的，我开了家建材店，妻子去世前是家庭主妇。
婚礼上，周建国致辞时引经据典，从《诗经》说到《礼记》，文化人的架子端得十足。我的致辞就简单多了，只说希望两个孩子幸福。我能感觉到，他看我的眼神里，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隔阂。
婚后，这种隔阂依然存在。偶尔家庭聚会，周建国总是谈论文学历史，而我插不上话。他儿子林浩倒是圆滑，会在中间调和，但那种距离感，像一层透明的玻璃，看得见，穿不过。
晚上，儿子林浩打来电话：“爸，周叔叔是不是给你打电话了？”
“嗯，让我去他家过年。”
“那你怎么想？”林浩问，“其实我觉得挺好的，你们两个老人做个伴。我和雨儿初二就回来，到时候咱们一起聚。”
“不合适。”我直截了当，“我去亲家公家过年，这算怎么回事？”
“爸，都什么年代了，还讲究这些。”林浩不以为然，“周叔叔一个人也孤单，您也是一个人，凑一起过个热闹年，多好。”
“好什么好。”我说，“你不懂。”
我的确不懂。为什么周建国突然这么热情？为什么林浩这么积极撮合？这里面总让我觉得有些不对劲。
两天后，儿媳周雨发来微信消息，是一张照片——一桌子丰盛的菜，中间摆着一条大鱼。配文：“爸，我爸爸准备了一桌菜，说要请你过来尝尝他的手艺。您就过来吧，亲上加亲不好吗？”
亲上加亲。我看着这四个字，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
在我的认知里，亲家之间应该保持适当的距离。太近了容易生嫌隙，太远了又显得生分。最好就是逢年过节走动走动，平时各自安好。这种邀请去对方家过年的提议，已经越过了我认为的安全距离。
更重要的是，我有我的骄傲。妻子去世后，我把建材店交给店长打理，自己过起了半退休的生活。每天早上公园遛弯，下午茶馆下棋，晚上看看电视。孤独吗？有时候是。但我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节奏，习惯了这个充满回忆的房子。
去别人家过年，哪怕那是亲家，也让我感觉自己像个需要被收留的可怜人。
我回复周雨：“谢谢周老师的好意，但我真的不过去了。祝你们在三亚玩得开心。”
消息刚发出去，周建国的电话又来了。
“老林，”他的声音比上次更加恳切，“我知道你在顾虑什么。是觉得我这个邀请太突兀了，对吧？”
我没说话。
“其实...其实我有些话想跟你说。”他顿了顿，“电话里说不方便，所以想请你来家里坐坐。不只是过年，就是...就是想跟你聊聊。”
“周老师，有什么话电话里说也一样。”我保持着距离。
“不一样。”他的声音突然低了下去，“老林，我...我查出肺癌了，晚期。”
剪刀从手中滑落，掉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声响。
“医生说我最多还有半年。”周建国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让人心疼，“我没告诉雨儿，怕她担心。她妈走得早，这孩子表面坚强，其实脆弱得很。”
我张了张嘴，不知道该说什么。
“老林，我这一辈子，教书育人，自认为活得明白。”他继续说，“但真到了这个时候，才发现有很多遗憾。其中一个，就是没跟你这个亲家好好相处。”
“周老师...”
“听我说完。”他打断我，“我知道你一直觉得我清高，看不起你们做生意的。其实不是，我是...我是不知道该怎么跟你相处。我们不是一类人，我教书，你做生意，聊不到一块去。所以我就干脆少说话，结果反而让你误会了。”
我握着手机，手心里全是汗。
“老林，我们都是当父亲的人，都希望孩子好。”他的声音有些哽咽，“林浩是个好孩子，对雨儿好，对我们周家也好。我很感激你，培养出这么好的儿子。所以，在走之前，我想跟你这个亲家，真正地、好好地坐一坐，说说话。不是以亲家的身份，而是以两个老男人的身份。”
我闭上眼睛，妻子去世前的画面突然涌上心头。她拉着我的手说：“老林，以后我不在了，你要好好的，别老是一个人闷着。”
“周老师，”我终于开口，“你等我，我收拾一下，明天过去。”
那个年三十的早晨，我提着一个行李包出门了。包里装着一瓶珍藏多年的茅台，一些我从常去的茶庄买的顶级龙井，还有妻子生前最爱吃的桂顺斋糕点。
开车去邻市的路上，我想了很多。关于生命，关于尊严，关于那些我们因为骄傲而错过的连接。
周建国的家在老城区的一个教师家属院里。房子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净，书架上满满当当全是书。他开门时，我几乎没认出他来——比三年前瘦了一大圈，脸色苍白，但眼睛依然有神。
“老林，快进来，外面冷。”他侧身让我进门。
屋子里暖气很足，餐桌上已经摆了几个凉菜。厨房里飘来炖肉的香味。
“你先坐，我还有个汤在锅里。”他说着就要往厨房去。
“我来吧。”我脱下外套，“你休息，厨房的事我熟。”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好，今天就尝尝你的手艺。”
我在厨房忙活时，他站在门口看着。我炖了一锅红烧肉，炒了几个拿手菜。妻子在世时，我是家里的主厨，她说我做的菜有“锅气”。
“看不出来，你还会做饭。”周建国说。
“做生意前，我在饭店干过两年。”我一边翻动着锅里的菜一边说，“那时候为了学手艺，没少挨师傅骂。”
“难怪林浩说你的红烧肉是一绝。”
饭菜上桌时，已经是中午十二点。我们面对面坐下，周建国开了我带来的茅台。
“来，老林，咱们喝一杯。”他举起酒杯，“为了...为了我们迟来的这顿饭。”
我们碰杯，一饮而尽。酒很烈，从喉咙一路烧到胃里。
“周老师，你的病...”我斟酌着开口。
“叫我老周就行。”他说，“病的事，顺其自然吧。七十岁了，不算短命。就是放不下雨儿。”
“林浩会照顾好她的。”我说。
“我知道。”他点点头，“但我总想，要是我能多陪她几年该多好。看她生孩子，当外公...”
他的眼圈红了。我也想起了妻子，她走的时候，也没能等到抱孙子。
“老周，”我第一次这么叫他，“医生怎么说？真的没办法了吗？”
“晚期了，扩散了。”他苦笑，“化疗了几次，罪没少受，效果不大。我想通了，剩下的时间，怎么舒服怎么过吧。”
我们沉默地吃着饭。红烧肉炖得很入味，肥而不腻。周建国吃了好几块，说这是他这几年吃过最好吃的红烧肉。
饭后，我们坐在阳台上喝茶。冬日的阳光透过玻璃照进来，暖洋洋的。
“老林，其实我一直想问你，”周建国看着窗外，“你怪不怪我？在婚礼上说了那么些文绉绉的话，让你难堪了。”
我摇摇头：“不怪。我知道你是文化人，那是你的表达方式。”
“可我当时确实有点卖弄的意思。”他坦白，“觉得你们做生意的，不懂这些，就想显摆显摆。现在想想，真幼稚。”
“我也没好到哪去。”我说，“我当时觉得你瞧不起我，所以也不爱跟你说话。咱们俩啊，都太要面子了。”
我们都笑了。笑声中，那些隔阂像阳光下的冰，一点点融化。
“老林，我有件事想拜托你。”周建国突然严肃起来。
“你说。”
“等我走了，雨儿就只剩你们这些亲人了。”他看着我，“那孩子看起来独立，其实心里敏感。她妈走得早，我又一直忙工作，没给够她陪伴。如果...如果以后她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你多担待。”
“你放心，”我握住他的手，“雨儿是我的儿媳，也是我的女儿。我会把她当亲生女儿一样疼。”
他点点头，眼泪终于掉了下来：“谢谢，老林，谢谢你。”
那天下午，我们聊了很多。聊各自年轻时的经历，聊养孩子的不易，聊对生死的看法。我发现，褪去“语文老师”和“建材店老板”的外衣，我们其实是两个很相似的老头——都爱面子，都疼孩子，都害怕孤独，都在生命的后半程学习如何与失去和解。
傍晚，我们一起包饺子。他擀皮，我包馅。他擀的皮又圆又匀，我包的饺子个个挺立。
“你这手艺可以啊。”我夸他。
“当了三十年班主任，每年元旦都跟学生包饺子，练出来了。”他笑着说。
饺子下锅时，窗外响起了鞭炮声。夜幕降临，万家灯火。
我们坐在电视机前看春晚，虽然节目一年不如一年，但那种氛围还在。看到小品时，我们一起大笑；听到老歌时，我们一起哼唱。
午夜钟声敲响时，周建国举起酒杯：“老林，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老周。”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亲上加亲”的真正含义。不是血缘的叠加，不是形式的捆绑，而是两个原本陌生的人，因为爱着共同的人，而选择彼此靠近、彼此理解、彼此扶持。
那个春节，我在周建国家住了三天。我们一起做饭、下棋、散步、聊天。我看到了他药箱里满满的止痛药，看到了他咳嗽时背过身去的隐忍，也看到了他谈起女儿时眼里的光。
初三，林浩和周雨从三亚回来了。看到我们两个老头坐在沙发上喝茶聊天，他们都愣住了。
“爸，你们...”周雨睁大眼睛。
“我们处得挺好。”周建国笑着说，“你公公的红烧肉，比你妈做的还好吃。”
周雨看看父亲，又看看我，眼圈突然红了：“谢谢爸。”她是对我说的。
那一刻，我知道，我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正月十五那天，周建国住进了医院。我和林浩、周雨轮流陪护。四月底，在一个阳光很好的早晨，他安静地走了。走前最后一句话是对我说的：“老林，谢谢你那个年。”
葬礼上，周雨哭成了泪人。我抱着她，像抱着自己的女儿。林浩站在一旁，红着眼睛，握着我的手。
如今，又是一年春节将至。周雨早早就打来电话：“爸，今年来我们家过年吧。我学会做红烧肉了，您来尝尝。”
我说好。
阳台上，那盆君子兰开花了，橘红色的花朵在冬日的阳光下格外温暖。我想，有些缘分，虽然来得晚，但终究还是来了；有些理解，虽然经历过隔阂，但终究还是达成了。
而那个67岁亲家公的邀约，那个我曾不愿接受的邀约，最终成了我晚年最珍贵的礼物——它让我明白，亲情的边界可以很柔软，人与人的连接可以很深刻，而在生命的黄昏时刻，我们最需要的，不是孤独的尊严，而是温暖的陪伴。
窗外的天空湛蓝如洗，我收拾着行李，准备去儿子家过年。这一次，我没有丝毫犹豫。
因为我知道，在那个家里，有一个位置永远为我留着；在那个家里，我不只是林浩的父亲，还是另一个女儿的“爸爸”；在那个家里，有一种叫做“亲上加亲”的情感，已经生根发芽，开出了温暖的花。
注：图片来源于网络，素材来源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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