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导报 笔会专栏
丽君苑 杨志宽
2026年初，我赴台湾出差，走访了台北、台中、高雄等地的7所高中。出差期间，见缝插针安排时间，在台湾与邓丽君小姐的亲友见面，聆听邓小姐当年的往事。
1月8日（周四）下午，我在高雄下榻的酒店大堂。入住酒店前，已与邓长安先生约定见面。没想到，他竟骑着摩托车潇洒地赶了过来。我没有台湾手机，便请酒店前台工作人员帮忙联系长安先生。原本担心他距离较远，我提出自己搭乘计程车过去；但他坚持说不用，他当时人在爱河附近，骑摩托车十多分钟就能抵达我所在的大义街一号城市商旅酒店大堂。
在长安先生抵达前，我火速过街到对面的仓库群文化艺术区逡巡，目的是寻找一个适合坐下来喝咖啡聊天的地方。我先进入“路人咖啡馆”看了看，空位不少、空间环境也不错，只是背景音乐太吵，不太合适。还好酒店旁边有一家户外露天咖啡馆，基本没有背景音乐，加上高雄当时气温在20度上下，十分舒服。
刚回到酒店大堂不久，长安先生的身影便出现在酒店门外。我赶紧迎上前去，好久不见，彼此欣喜。果然，他一开口就问附近是否有可以喝咖啡聊天的地方。于是我在前面带路，告诉他直走两分钟就到。他便骑着摩托车跟了过来。
我们坐下来，点了两杯热黑咖啡，我又点了一份玉米饼甜点，随后便开始了交谈。
我自封为“邓丽君研究员”，这十多年来的习惯便是采访邓丽君小姐当年的身边人。长安先生作为邓丽君小姐的长兄，1943年出生，属羊，正好大邓丽君小姐10岁。邓小姐兄弟手足共5人，如今健在的只剩长兄与三哥。令人惊讶的是，长安先生身体好得出奇——83岁的高龄，骑着摩托车十多分钟轻松自如地与我相会。这个画面，若邓小姐在天有灵，想必也会笑意盈盈、喜上眉梢。
事实上，第二天一早，我们又约在高雄市左营高铁站再叙。那里离他家更远一些，他依然骑着摩托车，半个多小时往返，依旧轻松。
长安先生育有四个女儿、一个儿子。二女儿和三女儿是双胞胎，四女儿曾多年生活在日本，如今在菲律宾。长安先生夫妻与儿子同住，为人宅心宽厚，说话心平气和。一个多小时的交谈下来，我不禁感慨：他反倒是个有福之人。
我小时候，村里的老人常说“十羊九不全”，认为属羊的人命苦。“十羊九不全”的意思是：十个属羊的人，九个命不全。这里的“不全”，并非指短命或身体残缺，而是指人生多波折，早年辛苦，在家庭、事业或健康方面容易有所缺憾，也就是“人生不太顺”。在旧社会，属羊的人被认为心软、重感情、不争不抢；在战乱、贫穷、等级森严的年代，不强势＝容易吃亏，不争＝容易受苦。性格不合时宜，便被归结为“命不好”。因此，“十羊九不全”并非风水定律，而是旧社会对温和性格的一种误解。
长安先生的人生，某种程度上确实印证了这一说法。作为长兄，他“长兄如父”，不争不抢、重情重义。83年一路走来，也真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其中的心酸不易，实不足为外人道。
他的祖籍在河北大名。祖父英年早逝，父亲邓枢（邓良岑）十几岁便入伍当兵，一路奔波来到西安。外祖父赵守业则是清末庚子年赔款时期的赴英留学生，祖籍山东东平县。留学归来后，被政府直接派往哈尔滨出任邮局局长。外祖母张守鑫是山东梁山人，因媒妁之约赴哈尔滨成亲。夫妻二人生育了三个女儿：赵素梅、赵素桂、赵素婷。其中，赵素桂便是长安先生与邓丽君小姐的生身母亲。
长安先生说，自己的外祖母（姥姥）身高超过一米七，却裹着小脚；外祖父（姥爷）身高却不到一米六。外祖父赴英留学时仍留着清末的长辫子，回国后思想开放才剪去辫子，发型在今天看来依旧十分怪异——头发齐刷刷地散着，长度接近肩膀。
我曾去西安采访过长安先生的大姨赵素梅的长子与次子。根据次子、也就是长安先生的二表哥许建国先生的回忆，当年外祖父母带着三个女儿从哈尔滨南下逃难，先在吉林省吉林市北边一个叫“小九站”的地方生活了一年多——如今该地已更名为“新九站”。随后，全家继续南下至河南省洛阳市，外祖父出任洛阳市邮局局长。
在洛阳，许建国先生的母亲、也就是长安先生的大姨赵素梅，嫁给了许耀东，夫妻二人在西安生活。后来日军南下，洛阳不保，外祖父赵守业在洛阳突然病逝。外祖母张守鑫被迫带着两个女儿放弃洛阳的家业财产，搭火车赶往西安，投奔大女儿。
在西安，两个女儿先后在许家的帮助下结婚嫁人。二女儿赵素桂嫁给邓枢，之后随夫前往台湾，生下三子邓长富、四女邓丽君、五子邓长禧。小女儿赵素婷嫁给空军军人，当年也与邓枢一家一同逃难赴台，后来晚年又去了美国，直至终老。
赵素梅嫁给了在黄埔军校第七分校（位于今西安市长安区王曲街办）担任体育教官的许耀东。后来，在岳母张守鑫的托付下，许耀东为赵素桂寻找合适的对象。由于他与邓枢原本是黄埔军校的师生关系，许耀东十分看好当时在第七分校学习的河北青年邓枢，认为其人品与学识俱佳。经其介绍，邓枢与赵素桂相识、相恋，并结为夫妻，定居王曲，在那里生下长子邓长安。之后，全家迁往河南郑州，二子邓长顺便出生于郑州。
再后来，邓枢奉命从军独自前往南京，之后托人捎信，让赵素桂带着两个儿子从郑州前往南京与他会合。
其后，全家随国民党军队溃败，从南京一路南下逃难至江西九江。在江西期间，长安先生的小姨赵素婷曾给西安的母亲张守鑫写信报平安，说人在九江，当地发大水、生活艰难。此后音信全无——实际上，她已随家人前往台湾。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内战爆发。面对解放军南下攻势，国民党军队与政府高层先后经历南京→广州→重庆→成都，最终撤往台湾。而邓枢所在的部队并非主流路线，他们是从江西继续逃至广东汕头，最终乘船赴台。
许耀东同样是国民党成员，但他选择留在大陆。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残酷批斗，甚至其小儿子许卫国也被迫对父亲下手，打断了他的肋骨。
邓枢一家离开西安后，张守鑫虽仍住在西安，却不愿给大女儿赵素梅增添负担，坚持独自生活。她在西安城隍庙摆地摊卖香烛维生。曾经身为哈尔滨、洛阳两地邮政局局长夫人的她，身材高大却裹着小脚，依旧倔强地在寺庙中独自求生。
赵素梅不忍母亲孤身一人，便让二儿子许建国前去陪伴外祖母同住。名为祖孙，实则情同母子。为了让外祖母心里有依靠，赵素梅一家三个孩子刻意称呼自己的外祖母为“奶奶”。
文革期间，许耀东被批斗，全家被迫离开西安，迁往宝鸡谋生。外祖母张守鑫则留在西安城隍庙，继续顽强生活。后来年事已高，赵素梅坚持要求母亲必须到宝鸡与全家同住，让自己尽孝。
然而，赵素梅本人患有严重哮喘。张守鑫始终担心女儿会走在自己前面，于是悄悄节食——实则是慢慢绝食，希望自己早些离世，不给女儿添麻烦。
赵家母女四人身处三地，一别数十年，音信全无。1974年，张守鑫在宝鸡去世。
老人弥留之际，拉着大女儿的手说：“素桂、素婷姐妹俩，我这辈子是见不着了。你们一定要好好寻找她们的下落，姐妹三人团聚，是我最大的心愿……”
张守鑫去世后，家人发现她的被褥下面整齐地摆放着一排排从未服用的药片——医院开的药，她其实基本上都没有吃。
以上，便是邓家、许家、赵家命运的一个缩影。对于邓丽君小姐一家而言，赴台之前的经历岂止是心酸，更是刻骨铭心的惨烈回忆。
在高雄海岸附近的露天咖啡馆里，我陪着邓丽君小姐的长兄邓长安先生，听他回忆这些往事，好几次都哑口无言，不知道该如何接话，真是“不堪回首”，人生竟如此不易。
他在高雄生活已50多年，这里是他的家。5岁那年，他随全家从大陆逃往台湾。某种意义上，他仿佛仍是一条纽带，维系着河北大名与西安、宝鸡两端的亲缘。
中国有句老话：“叔伯亲，辈辈亲；死了姨娘，断了筋。”意思是父系亲属可以代代延续，而母系姐妹一旦离世，下一代的联系往往自然淡去。
长安先生踏上台湾至今已近80年，依旧忠厚善良、念旧重情。邓家余生最不愿看到的，莫过于中国人打中国人；两岸不发生战争，是他们一家极大的期许。
当晚，长安先生另有饭局，我们约定次日——1月9日（周五）上午——在高雄左营高铁站再次会面，继续深谈。
1月9日上午，在左营高铁站售票处旁的星巴克，我点了两大杯热黑咖啡和三明治烤面包。等餐时，长安先生出现在电梯口。
二楼是星巴克点餐区，一楼与二楼之间的夹层是用餐区。台湾治安极好，我的行李箱和手提袋早早放在夹层靠墙的两人餐桌旁，便放心上楼点餐。
我和长安先生回到夹层用餐区，发现一张更加开阔的圆桌空着，便移步过去，更方便体态宽厚、气场十足的长安先生入座。
延续1月8日下午的话题，我们自然聊起邓家抵达台湾后的种种经历。
简单说来，就是不停地搬家迁徙，真正称得上“居无定所”。每次匆忙搬家，一家四口的家当不过是邓妈妈赵素桂女士卷起的一包行李，里面两条铺盖毯子，再加上洗漱用的脸盆、毛巾和几件换洗衣服而已。
赵素桂幼时生活相对富裕，毕竟父亲是邮局局长。即便父亲骤然离世，母女三人逃难至西安，她仍与姐妹完成了初中学业。在那个年代，女性能识文断字，本身已是难得的幸运。
婚后嫁给邓枢，几乎一路颠沛流离；到了台湾，仍是没完没了地搬家。三子邓长富出生在宜兰县，四女邓丽君出生于云林县褒忠乡田洋村，五子邓长禧出生于台东县池上乡。从地图上看，褒忠乡位于台湾西部，池上乡位于东部，直线距离并不算远，但现实中却必须“大绕一圈”。原因不在距离，而在台湾的地形与交通条件：中央山脉横亘其间，且该段并无可通行的横向公路。
中央山脉宛如“一整道高墙”，西部平原需一路南下，经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再沿东部北上至台东（海端、关山），从关山稍往北方才能抵达池上乡。这是唯一相对安全、可长期使用的通道。褒忠乡与池上乡之间横亘着整条中央山脉——这并非“几座山”，而是南北纵贯全岛、海拔多在3000米以上、地形破碎、断层密集、地质极不稳定的巨大山系，绝非可以轻易翻越。
邓丽君小姐出生不久，全家便一路车马劳顿前往池上乡。即便放到70年后的今天，在路况极为发达的情况下，自驾也需约4小时；若徒步且不休息，至少要走三天三夜。邓妈妈当时应仍在孕期，抵达池上乡后生下老五邓长禧，邓丽君与弟弟仅相差一岁。
多年后回望邓家命运，真正的转折点，确实出现在邓丽君降生之后。她6岁登台歌唱，自幼便展现出歌唱与国语演讲朗诵的天分；小学后期，已逐渐能够通过唱歌赚钱，家中也随之出现一线曙光。
新北市私立金陵女子高级中学，便是邓丽君小姐当年就读的校风严谨、作风保守的国中。邓小姐生前曾在电视节目中提到，初中入学约半年后，因在歌厅、夜总会演唱而遭到校方批评责难，最终被迫辍学。
长安先生回忆，当时学校的一位主任偶然到歌厅消费，发现登台演唱的竟是自己学校的学生。舞台上，她使用的艺名是“邓丽君”，而在学校的学籍资料中则是本名“邓丽筠”，虽仅一字之差，仍被认了出来。主任回校上报，邓家因此受到责难，最终为了生计而中断学业。
长安先生自己因频繁搬家，在台湾各地就读的小学不下五六所，也因此把各地的闽南语学得极其纯熟。作为外省人子弟，在多所学校都曾遭遇霸凌，被本地孩子用球砸。升入国中后，为了强身健体、不再受欺负，他开始学习跆拳道，才得以自保。
邓丽君辍学后，仍主动持续学习英语，在母亲的陪伴下进出歌厅、夜总会登台演唱。签约宇宙唱片公司后，知名度与收入不断攀升。十几岁时，便有足够财力在台北北投购置别墅，也早早学会开车。
她英语突飞猛进的一个关键契机，源于一次意外：某天从北投开车时，与另一辆车发生轻微擦撞，不打不相识，对方竟是附近一所美国学校的校长。由此，她获得特许，成为该校的旁听生。
她14岁开始录制唱片，15岁在台北各大音乐场所登台演唱，创造了连续数月满场的纪录；16岁时，被新加坡总统夫人邀请，赴新加坡参加“1969年群星之夜”慈善晚会。邓丽君与姚苏蓉、赵晓君、杨丽花等台湾广电电影明星，于12月7日中午12时40分乘国泰班机赴新加坡义演。在当地，她又获得后续商演邀约；回台后，很快与母亲飞往香港，并逐步打开香港、新加坡及东南亚（包括越南）等地的演出市场。
只要没有海外演出，邓丽君人在台湾时，白天几乎天天进入那所美国学校的教室，在后排旁听。正是那段岁月，使她的英语能力突飞猛进。称她为“天才少女”并不为过，但她的成就，绝非仅凭聪明，更源于现实生活中长期、隐秘而持续的勤奋努力。
邓家人个个不易。母女二人相依为命，走南闯北、行走江湖；邓家的男丁们，也都各自努力谋生发展。长安先生很早便进入印刷厂打工，半工半读、就读夜校、服兵役，随后进入经济类大专技校学习，机缘巧合之下，顺理成章成为经济与社会新闻记者。邓家四个男丁在台湾皆服过兵役：二哥长顺出海成为水兵，三哥与老五亦从军入伍，尤其三哥邓长富，在军中官至高位。
长安先生数十年的记者生涯，也锻炼出一天轻松写出近万字稿件的职业能力。多年跑警察局的经历中，他尤为自豪的有两件事：
第一，因闽南语出类拔萃，常被安排为当年南下微服私访、作风亲民的总统蒋经国，担任闽南语与国语的翻译。
第二，邓丽君小姐的闽南语专辑中，每一首歌曲的发音细节，都是当年由长安先生这个大哥，一字一句亲自纠正、校对、教授。几十年来，每当听到妹妹的闽南语歌曲，他总是感慨万千。
邓家人（除邓妈妈外）似乎并不会刻意在家中主动聆听邓丽君小姐的唱片，或许是不愿刻意触景生情。可一旦在广播或电视中偶然听到、看到她的音容笑貌，往事便会不由自主地浮现，而她却早已不在身边。
作为长子，长安先生自幼受尽磨难，但邓妈妈多少还是对他有所偏爱。母女海外演出归来，邓妈妈曾先给长子买了一件POLO马球衫。走在街上格外醒目，同学同事纷纷惊羡，称那是价格不菲的名牌，引得三个弟弟也纷纷向母亲讨要。
长安先生性格依旧老派，与我讲述往事时，仍习惯使用“民国多少年”的说法，我只好在心里默默换算。他这一代人，对祖籍、对“认祖归宗、不忘本”的观念依然看得很重。虽在台湾生活了70多年，但当被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排外地视为“外人”时，他反倒觉得啼笑皆非。台湾本土话的各类方言，他比许多台湾年轻人懂得多得多；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台湾的变迁，他几乎一路亲历。
往事如烟，有些想不起来，有些却无论如何也忘不掉。几十年的风云变幻，细节此起彼伏。
如今，他坐镇高雄50年，看云卷云舒，听花开花落。
前一天聊天中，我们曾聊起彼此人生中第一次喝咖啡。长安先生说，丽君应该比自己更早喝到咖啡，因为早早和妈妈去海外商演，而自己第一次喝咖啡则是20多岁、服完兵役之后的事了。那时什么都不懂，砂糖、牛奶分不清，只见一杯黑乎乎、热腾腾的咖啡端上来。壮汉邓长安先生拿起咖啡勺，努力让自己显得优雅，一勺一勺地喝。远处的服务生，抿嘴偷笑。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