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仲夏，北京东城一处院落里，五十岁的叶子龙坐在桌前，灯光昏黄。窗外造反派的口号声像沉雷滚动，空气中飘着油墨与尘土的味道。门口贴着大字报，他的名字被反复涂抹、画叉。沉默片刻，他提笔给毛泽东写信——这是二十七年“贴身机要”最后的求援。
叶子龙落到这步田地，并非偶然。“文革”伊始，市委系统被迅速冲击，曾担任工交口领导的他，被扣上“特权保守”的帽子，连夜审查，交代材料，抄家封门，样样都有。他不服，却也明白此时的辩解常常被当成“狡辩”。几番挣扎后，他想起旧日情分：一封信，也许是最后的护身符。
信很短。他没有长篇大论，只写了三句话：一是汇报自己目前被关进“学习班”；二是表态绝无反对毛主席、反对党的言行；三是恳请中央查明真相。字迹依旧刚劲，却掩不住多年劳顿和眼前的逼迫。
事情闹到这一步，许多老部下、老战友都自顾不暇。有人悄悄劝他低头画清界限；也有人提醒，最好别再提“跟主席的私交”，以免招来“走后门”之嫌。叶子龙沉吟，只回了一句：“我是干部，也是兵，真话总要有人说。”他把信托人转送中南海，随之等待，一天、两天……时间仿佛凝固。
就在许多人以为这封信会石沉大海时，七月底，中央办公厅传来批示：毛主席阅后圈定八个字——“叶子龙功多于过，另行安排”。随行秘书回忆，主席当时把信轻轻放下，说了句：“不能这么对他。”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
消息传到“学习班”，空气忽然松动。批斗会取消，看守撤离，叶子龙得以暂时回到家中。人们才注意到，他的黑发竟已掺了大把白丝。
外界多把目光凝在这场风波，忽略了他此前漫长而独特的履历。倒带到一九三〇年八月，湘东群山云雾缭绕，十四岁的叶子龙扛着缴获的汉阳造，跟随红六军向敌阵突击。新兵换装还未半年，就逢第一次反“围剿”，他亲眼看见战友倒在脚边，心里那股“求胜”的火一下被点燃。
两年后，他被调去学文化，又进红一军团译电班。能耐比枪法更吃香，他把密码本摘抄得一丝不差。长征途中，风雪里抱着电台奔跑，是他对组织的第一个承诺。到达陕北，他成了军委机要科长。那次送电报的窑洞初见，他对毛泽东喊“报告”，声音震得土墙回响。毛泽东抬头，看见这个瘦高的湖南伢子，笑道：“喔，小鬼头，口音跟我一样！”打那以后，两人零距离接触的日子便拉开帷幕。
延安年月最苦也最暖。物资拮据，叶子龙扛着气枪去山梁上打斑鸠，回来动手做红烧肉，“主席得吃点荤”，他常自嘀咕。每逢夜深，毛泽东挥笔写电报，他在一旁守着，困了就在墙边倚一会儿，醒来再磨墨誊稿。大战在即时，昼夜不眠是常态，他的指尖老茧像两颗硬币，烟一支接一支，嗓子哑得出不了声。
胜利之后进入北平，毛泽东第一件事竟是让颐和园对外开放。那天午后，游人涌进来，买不到饭的主席被饿得直皱眉，叶子龙匆匆跑到街口买了十几个芝麻烧饼、一包酱肘子回来。毛泽东边吃边笑：“京城老味道，算你有心。”这种相处方式，外人听来或许像传奇，于他们只是日常。
一九五〇年冬，朝鲜战火正烈。那封载着毛岸英牺牲噩耗的电报送到机要室，所有人都怔住。叶子龙看完沉默良久，先找周恩来商量，再鼓足勇气进到菊香书屋。玻璃灯罩映着两人凝重的脸，窗外北风呼啸。最终还是得说，叶子龙咬牙开口。毛泽东没有掉泪，只重复了一句：“打仗总会死人。”空气重若千斤。那一夜，叶子龙守在门外，脚底被寒意麻木，也舍不得离开。
这种情分，到了六十年代依旧在。毛泽东多次对身边人说，叶子龙“好学、胆子大、讲义气”，可正因长期陪在“主席身边”，到后来反而成了他被诬的由头。人们说他借主席威望搞特权，说他暗中包庇“走资派”。连夜抄家时，几只木箱被翻得稀巴烂，里面除了发黄的译电稿，就是主席草书手稿的定稿件。有人指着手稿叫嚣“罪证”。叶子龙摇头苦笑，却一言不发。
等到主席批示下达，北京的雨正下得细密。隔天清晨，他被允许回家。客厅里，几把椅子东倒西歪，地上满是撕碎的书页。妻子蒋嘉英抹泪，他摆摆手：“算啦，命保住了，纸能补。”随后他被安排到一家印刷厂“养病”，虽不算高位，至少远离喧嚣。
这场劫难过去后，他仍保持着旧习惯：清早读报一小时，晚上抄录文件练字。偶尔提起往事，他一笑置之：“当年主席说过，干的都是公事。”一九八〇年五月，中央正式为他平反；一九九二年离休时，他已是北京市副市长。那天他回头望了眼东堂子胡同旧址，轻声念了一句：“又活了一遭。”
二〇〇三年三月十一日，叶子龙在医院病房中合上双眼，终年八十七岁。床头柜上摆着一本发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誊写稿，扉页右下角仍是当年的笔迹。有人问家属要不要收藏进档案，亲友们答：“就留在他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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