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冬夜，北京海军大院灯火通明，北海舰队的一个技术讲评会上，几名年轻驾驶员围着一位中年少尉不断发问。有人好奇地低声嘀咕：“他当年真是开着国民党中将的船跑过来的？”中年人没接茬，只是摸了摸袖口里那枚暗红色的军功章。十一个寒暑，一段惊险旅程仍像海风般萦绕。时针拨回到1964年夏天，一切才刚刚启动。
1964年7月12日拂晓，金门料峭的潮风带着腥咸味儿直往脸上扑。码头上那艘编号L119的美制登陆艇属海军中将曹仲周专用，艇尾挂着青天白日旗，清晨照例无人敢擅自靠近。赵宗礼却在阴影里盯了它整整半个月，对螺旋桨转速、油路闸阀和电台频率熟得像背自己名字。
对岸厦门港的岸防观察所凌晨四点记录到微弱的灯号。值班参谋第一反应是“敌情侦察”，炮击口令刚要下达，无线电里却传来急促而带山东口音的喊话：“同志们，我是起义的！”随后，一面倒挂的青天白日旗迎风翻动。战士们愣了几秒才意识到，这不是演习。
赵宗礼出生于1928年山东潍坊，六岁跟父母逃荒到青岛，穷孩子能赶上小学生报童的活儿已经算走运。1946年初，他在送报途中被巡逻宪兵一把推上卡车——补充兵源的方式粗暴得像抓壮丁。签字那刻，他连“赵兵”还是“赵民”都没弄明白，与其说参军，不如说被绑进了队伍。
入伍第二年，他因顶撞军官吃了一个冤狱。短短三个月的铁窗生活让他看透，国民党体系里小兵的命价廉得像擦枪布。1949年淮海战役尾声前夕，整船整船的海军被匆匆派往台湾，他被编进海军第三游击支队，成为通信兼舵手。从那时起，想法悄悄发芽：总有一天要回家。
半个世纪前的台湾海军营区，广播里反复播放“复兴大陆”口号，可晚上站在甲板上，士兵们谈得最多的却是家乡的高粱、炊烟和母亲的咸菜。1955年“八二三”炮战后，前线对峙日趋紧绷，福建沿岸设置了大功率喊话器，内容从政策到亲人来信，混合着熟悉的乡音。“赵伙计，赶紧回来吧，娘盼你呢。”这句话让很多人红了眼，包括赵宗礼。
与其等命令，不如先练本领。1960年至1964年，他每天泡在机舱，研究发动机爆震规律；夜深人静时，独自把登艇、启艇、倒艇动作拆成秒表计时的步骤。长官们看重的是他的技术，纷纷给他递烟拍肩膀，没人想到这位模范舵手真正盘算的是一场“单人海上机动”。
机会往往藏在细节里。1964年夏，曹仲周计划检阅金门外岛哨所，专用登陆艇需要随叫随走，缆绳干脆索性松着。巡逻排的两名士兵半夜跑去打盹，赵宗礼把这叫“天赐良机”。凌晨两点，他拎着工具包，像往常检修那样跳上舷梯，三分钟内启动柴油机，螺旋桨划开漆黑海面，一团白浪拖着他奔向西北方向的灯火。
海峡中段暗礁林立，加之国民党海防雷达发觉异常，两架F-86战机采取超低空驱离。赵宗礼关掉导航灯，用浪峰遮蔽，靠着海图记忆不断调整航向。追踪持续了二十七分钟，战机油量告急返航，这才给了他喘息空间。说到底，他赌的是敌军“只敢吓、不敢炸”——艇上终归贴着中将番号，真炸沉难以交代。
凌晨五点半，厦门港防区的高频雷达捕捉到雷达截面较大的目标逼近。岸炮、猎潜艇和搜索灯一齐对准海面，局面一触即发。赵宗礼把那面旗帜倒挂，再猛烈地鸣笛，把船头高高扬起——这套“身份声明”在海军行话里叫“反挂旗”。观察哨确认后，岸炮群停止瞄准，猎潜艇改为护航，他这才放缓油门，满脸盐渍踏上码头。
“同志，我叫赵宗礼，请组织验收！”这是唯一一句官方记录下来的对话，音还带着山东腔。随船抵达的还有满满两舱作战资料、无线电密码、海图和油料清单。鉴于情报价值与风险评估，海军政治部很快批示：奖励黄金六百两、授予北海舰队少尉军衔、安排技术岗位。那年他三十六岁，第一次穿上印着红五星的制服。
六百两黄金折算为人民币后，他留下一小部分寄回山东老家，其余全部通过海军后勤部捐给救护船队，理由只有一句：“船上兄弟多，伤员多，钱该花到刀口上。”此举在老兵间传为佳话，更为他赢得了“赵少尉说到做到”的评价。
北海舰队随后调他去驱逐舰支队担任操艇教练。风大浪急的黄海练兵场，他把“快速脱险”“单人远航”等内容拆解成课堂；年轻水兵围着他问：“老赵，您那天怕不怕？”他咧嘴一笑：“怕，但更想见娘。”朴素五个字，让听的人沉默良久。
1970年代初，海军内部开始汇编起义人员技术成果，他写下三万字心得：《小吨位登陆艇远航操纵与紧急规避》。文章没有豪言壮语，开篇只一句：海图、罗盘、油料、胆子，缺一不可。结尾处，他让编辑删去所有颂词，只留下附表和操作流程，说“给后来人看，少走弯路。”
赵宗礼退休时，上级想安排一次事迹报告会，他婉拒，只提了个小要求：把那艘当年起义的旧艇拖到青岛海军博物馆。理由简单——一条小船改变不了大局，却能告诉后人：在选择面前，总有人敢把舵打向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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