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九月初的重庆，热浪裹着潮气，黏在每个人的皮肤上。仗打完了，日本降了，满城的标语还没干透，“胜利”的墨迹在暑气里晕开。可人心呢？像一锅将沸未沸的水，面上看着平静，底下全是翻滚的疙瘩。该往哪儿去？谁也说不清。这时候，一封信从陪都飞向延安，邀人来“共商国是”。谈，就成了后来的“重庆谈判”。
谈判的屋子是闭着的，但有些戏码，非得在敞亮地里演给天下人看。九月四号，下午五点，军事委员会大礼堂。这是蒋介石做东的场子，名头是庆祝抗战胜利，答谢盟友。场面极大，中外来宾六百余人，各国大使的勋章，盟军将领的肩章，还有政府大员的绸缎长衫或笔挺戎装，在重新刷过漆的礼堂里，明晃晃地交织成一片炫目的光。主席台前，挂着个一人多高的英文字母“V”，胜利的符号。四周墙上，中美英苏四大国的国旗最为醒目，其他盟国的旗帜如众星捧月。空气里，飘着咖啡、茶点的甜腻，和一种紧绷的、仪式性的喜悦。
蒋介石到的早。他这天是绝对的主角，身着特级上将的戎装，脸上是精心调试过的神情，威严中带着一丝胜利者的宽和。他在人群中缓缓踱步，与先到的各国使节握手，用带着宁波口音的官话简短寒暄，偶尔对国内的文武大员颔首示意。一切井然有序，一切都在掌控之中。镁光灯追着他闪，中央社的记者们早早占据了有利位置，准备记录这“领袖宣慰四方、友邦共庆升平”的历史画面。
五点半，典礼将启。蒋介石在众人的目光簇拥下，走向礼堂中央的演讲台。全场渐渐安静，只余下细碎的衣物摩擦声和几声压抑的咳嗽。他清了清嗓子，正要开口——
就在这当口，礼堂侧后方那两扇厚重的镶铜木门，被无声地推开了。一阵并非喧嚣、却格外清晰的骚动，像水波纹般从门口迅速荡开。许多人的头，尤其是那些金发碧眼的，不约而同地转向了那个方向。正在调整焦距的摄影记者，有几人也下意识地将镜头偏转了过去。
他来了。
没有前呼后拥，只是与周恩来、王若飞并肩步入。但所有人的视线，仿佛被无形的手拨动，瞬间聚焦于一点。他没穿军装，没有绶带，甚至没有一套像样的西装。只是一身略显宽大的灰蓝色中山装，布料看得出是寻常的棉布，戴一顶朴素的灰色通草帽。这身装扮，与满室流光溢彩的华服勋章相比，简直像一幅浓墨重彩油画里，不小心滴入的一点淡墨。
可正是这点“淡墨”，晕开了截然不同的意境。
在场的中国政要们，看惯了规整与奢华，对这身近乎“土气”的布衣感到一种陌生而尖锐的刺激。外国使节与军官们，则充满了纯粹的好奇。他们早已熟悉蒋介石那种符合一切国际标准的统帅形象，而眼前这位被国民党宣传机器描绘了多年的“赤匪头子”，竟是如此模样：身材高大，面容有些清癯，眉宇间却是一种沉静的舒展。他步履从容，脸上带着一抹淡淡的、近乎若有所思的笑意，走进这与他似乎格格不入的场域，却没有半分局促，倒像走进一间熟悉的茶馆。
蒋介石的演讲开始了。内容自然是经过斟酌的：告慰总理与先烈，感谢友邦援助，阐述战后建国方针，强调统一与民主。辞藻堂皇，由吴国桢流利地译成英文。然而，台下许多人的注意力，出现了不易察觉的涣散。那抹灰色的身影，仿佛一个静默的磁极。
你看那苏联大使彼得罗夫，几乎是立刻结束了与旁人的交谈，身体微微侧向入口方向，目光锐利而专注地打量着。美国大使赫尔利，手里端着茶杯，眼神却在主席台与那位“布衣客”之间游移，眉头几不可察地动了一下，像是在重新评估什么。英国大使薛穆与夫人，则索性半转过身，毫不掩饰他们的兴趣，低声交换着看法，夫人甚至微微踮脚，想看得更真切些。
而他，只是寻了一处并不显眼的位置坐下，腰背挺直。听演讲时，神态专注，却又透出一种超然，仿佛在观摩一场与己有关、却又保持距离的演出。他听得认真，却不易被言辞牵动情绪。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指间那支燃着的烟。他时不时吸上一口，烟雾袅袅升起。有眼尖的记者注意到，他那夹烟的手指，被经年的烟熏染得焦黄——这是一个有故事、有习惯的活生生的人，而非宣传画上扁平的神像或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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