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阳春三月，北京前门火车站人声鼎沸。站台尽头，一位身材瘦削、戴着旧毡帽的花甲农民搓着手张望，他就是来自湘乡的“宋五”——毛泽荣。没几个人认得出，这位衣着朴素的乡下老头竟是毛泽东同辈堂弟。
寒风还带着料峭的余味。毛泽荣肩上那口旧藤箱向外人宣示着长途跋涉的艰辛。箱里有腊肉、茶叶，还有乡亲们托带的土鸡蛋，他说什么也要给“三哥”尝一口家乡味。同行的，是外甥文九明——两人手里的车票与一封刚刚拆封的亲笔信，让他们笃定此行不再落空。
这封信写于2月，毛主席让二人“轻装北上，不必带礼”，还提醒带条薄棉被。朴实的乡音透过信纸，透着兄长的惦念。要知道，三年前毛泽荣第一次提出进京被婉拒时，他心里憋着一股说不出的酸味。那会儿，他的双眼患白内障，主席担心路途不便，只能寄来钱和药。
再往前追溯，1925年春耕时节，韶山东茅塘的稻田边，两位少年并肩插秧，谁都没料到此后命运走出截然不同的轨迹。大革命失败后，毛泽荣辗转洞庭湖畔，以讨渔为生；毛泽东则转战井冈，直至1949年在天安门宣告新中国诞生。
建国那年冬天，报纸上印着毛主席照片，村口的晒谷坪围满了人。毛泽荣抱着外孙看报，眼眶湿润。他写了第一封信给北京，倾诉多年思念。很快，他收到了回信和两匹灰呢料：“御寒用，勿念。”自此，每年年关，总有一笔补助悄悄寄到东茅塘。
补助缓解了生活，却抚不平一个农人心底的落差。乡里人接二连三获邀进京，回来后绘声绘色地描摹中南海的书房、北京的烤鸭、天安门的灯火。“凭啥我就去不了？”他嘟囔过，也埋怨过。但究竟是兄弟，多年淬炼出的信任始终在。他认定三哥不会忘了自己。
如今抵京，毛泽荣终于踏进丰泽园。屋子不大，书册塞满墙角，桌上堆着批示未完的文件。他扫一眼，小声嘀咕：“三哥，你这地方太挤咯。”毛主席抬头，摘下眼镜，笑着拍拍弟弟肩膀：“够用就行。”一句话，把兄弟情拉回插秧的年纪。
第二天，秘书陪他到同仁医院检查眼睛。白内障虽未痊愈，医生说保护得当足以维持。毛泽荣心里有底，暗道一声：“这趟没白来。” 他在永安饭店住了近两个月，时常被接进中南海聊天，连江青都笑着招呼他：“老乡，家乡口音真亲切。”
这一切，本可成为难得的团圆小插曲。可一个饭局，让毛泽荣忽然火气上涌。桌上红烧肉正喷香，毛主席问：“韶山老家如今的伙食怎样？”毛泽荣咂咂嘴，放下筷子，郑重其事：“咱们庄稼人，一天一斤粮，勉强填肚皮。肉？想都别想。你们城里还有副食买，我们连配给都不够。”
屋里立刻安静，连煤炉“噗嗤”声都听得见。周总理放下茶杯解释：“国家正抓紧工业化，节流是现实需要。机关星期天也只吃两顿，大家都紧巴。” 毛泽荣没让步：“总理，你们还能‘吃两顿’，可我们山里有时候一顿也凑不齐。”
这种“顶牛”，旁人不敢。毛泽荣敢，因为他知道三哥要听真话。毛主席沉思良久，目光在灯影下显得格外深邃，“看来我得好好查查，一半官僚主义在我身上。”他说。第二天深夜，秘书领命，把在家的中央几位常委都唤到丰泽园。
毛泽荣站在角落，背挺得笔直，像当年在农会发言：“老百姓日子艰难，得想办法！”他的质朴话语击中了决策层的神经。很快，刘少奇赶赴湖南实地摸底，周总理责成粮食部门核算收购数字。调查结果表明，1954年统购多收了七十亿斤，确实压得农民喘不过气。夏季，中央下文纠偏，压减收购、增加口粮，乡村的灶烟渐渐多了。
那一次“进京告状”，毛泽荣成了乡亲口中的“敢言人”。他却只说：“三哥要的是真情况，不然害的是国家。”口气平淡，却敲击人心。
时间翻到1972年深秋，75岁的毛泽荣再赴北京。那回，他没有提政策，也没有带土产，只想见兄长最后一面。迎面走来的毛主席步伐缓慢，眼神依旧炯炯。两人对视半晌，谁都没开场白，随后默契地下了象棋。棋局未终，毛主席忽笑道：“宋五，你还是那股倔脾气。”毛泽荣抬头，只说一句：“三哥保重。”
1976年9月9日清晨，韶山的农田里薄雾漫起，广播里传来噩耗。毛泽荣呆坐田埂，半晌未语。次年秋天，他跟随湖南代表团赴京瞻仰遗容，望着水晶棺里熟悉而憔悴的面孔，泪珠滚落衣襟。
1986年2月9日，东茅塘的夜色温暖如常。89岁的毛泽荣在炕上合眼，很安静。乡亲说，他走得踏实，因为兄长那句“你才肯对我讲真话”一直烙在心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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