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仲夏，湘江水位上涨，长沙城外炮声隐隐。城里一位七旬老人合上报纸，抬眼望向窗外的乌云，口里轻叹一句：“烽烟又起，可惜百姓。”他叫仇鳌，字亦山，湘阴人。周遭邻里只知他读书人脾气倔，却鲜有人弄得清他的来历，更不知道，此时正有一封自北平寄出的电报飞驰而来——落款：毛泽东。
追溯仇鳌的足迹，要回到二十世纪初的东瀛。1904年，他在明治大学攻读政法，结识孙中山，不久加入同盟会。那时的他意气风发，已是湖南青年敬重的革命前辈。再往后，1912年国民党改组，他任湖南副支部长；可这些显赫头衔并未改变他“穷教师”的本色，最让同行服气的，是他对教育的疯狂热忱。
1921年秋，毛泽东正在筹建“湖南自修大学”。校舍、学费统统缺口巨大，偏偏他认定“得让普通人也有书可读”。这时，正在船山学社主持讲席的仇鳌成了首选支援对象。那天傍晚，毛泽东与何叔衡推门而入，礼数周到。毛泽东劈头就说：“想借先生的学社，办所新式大学，如何？”仇鳌大笑：“读书救国，何乐不为！”几千大洋的经费，他一口承诺；三进四合的院子，也爽快腾出来。于是湖南自修大学挂牌，仇鳌挂校长，毛泽东任教务主任，船山学社的竹影下，从此传出马克思主义的声响。
然而风雨很快而至。1922年底，赵恒惕打着“清理异端”的旗号封了校门，仇鳌被迫远走欧美。几年后回国，他与毛泽东通信不断，亦因此在国民党内部架不住流言。1927年的“马日事变”，杀声遍地，仇鳌同样榜上有名，幸赖地下党相救才脱身。正是在一次次逃生中，他对蒋介石彻底寒心，对中共愈加信任。
抗日烽火燃起后，仇鳌出任国民参议员，忙着安顿难民、筹建工厂，甚至把自家田地抵押。有人劝他：“何苦折腾？”他挥手道：“国都要亡了，还顾得上家产？”长沙街头，一句“亦山老先生替八路筹棉布”的传闻不胫而走。
1946年，内战再起。蒋介石抛出“勘乱建国委员会”高薪职位，想让这位元老站台。仇鳌一句“恕不奉陪”把聘礼原封退回。蒋介石恼羞成怒，又签发任命令逼他出山。仇鳌回了封措辞凌厉的信，劝蒋“收兵止战”。这封信如今仍藏台北档案馆，批注满纸怒痕，可见当年震动。
进入1949年，解放大潮汹涌。中共地下组织找到仇鳌，请他斡旋白崇禧与程潜。白崇禧在岳麓山下与他彻夜长谈，仍不肯放下武器；程潜却被说动，决心起义。8月4日，长沙和平易帜，大炮没响，百姓无惊。毛泽东和朱德电报嘉奖，其中一句“义声昭著”成了报纸头条。
就这样，毛主席第一次电请仇鳌赴京。老人在汩罗山村回电称“半肺残躯，难堪重任”，婉拒。毛泽东没有放弃。10月，再度来信：“即便不任职，也望一叙旧。”情深意切，仇鳌只好进京。北京初冬，风大，他却兴致勃勃地奔走各处，感慨城市新貌。中南海家宴上，毛主席举杯：“那年长沙若无亦山先生，哪有自修大学！”众人起哄，仇鳌只是拈须而笑。
1950年2月，第三封邀请函抵达，任命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参事室主任。仇鳌再度推辞，理由依旧是健康。毛主席在复电中加了一句玩笑话：“挂个名也行，嫌烦就会上睡会儿，没人怪你。”这番体贴终让老人点头。
上任后，他可没真当成“散养干部”。湖南土改、基层选举、恢复教育等，他写报告、提意见，言辞犀利。有次汇报结束，他放下纸笔说：“我怕的不是脸红，是国家走错路。”周遭同志都知这位老人刀子嘴，却服气这副苦心。
1951年，中国共产党三十岁生日将至，仇鳌写了万言信递中南海，从干部作风到农村金融，无所不谈。毛主席批示：“务请照办能办者，无则复议。”然后加了一句，“亦山先生乃我辈良友。”这封批示在党内传阅良久，成为彼时鼓励直言的范例。
岁月荏苒。1960年代，仇鳌退居北京西山小院，仍以“半肺老人”自称，闲时读史、写诗、接待后辈。1970年2月9日，他走完九十二载风雨人生。骨灰安放八宝山，墓碑上只刻四字：“诤友亦山”。旁人或许不知，这四个字背后，是一段跨越半个世纪的信义 —— 当年船山学社的借屋之恩，换来共和国对老友的三次礼邀，也印证了那个时代的英雄际遇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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