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初春，汉阳江畔的轧钢厂机器轰鸣。炉火映红一个花白身影，工人们喊他“王老”。很少人知道，这位衣着朴素的副处级工程师，二十多年前在枪口下背过毛主席转移，一度被誉为“红军的主心骨”。

顺着时间往回倒，1932年盛夏，赣南山路泥泞。王盛荣奉命寻找外出调查的毛泽东，带着一个排日夜兼程。刚摸到村口，枪声突起，反动民团突袭。王盛荣挥手示意：“跟我上！”几声驳壳枪响，追兵倒下。等他冲到屋前，只见毛主席拄着棍子，脸色苍白。王盛荣二话不说，背起病中的毛泽东，趁着夜色绕小路突围。若非这一次出手，中央红军的指挥中枢恐怕要出现无法弥补的缺口。

毛主席对这个年轻人刻骨铭心。更深的信任，则来自一趟险象环生的金融突围。1933年春，上海地下党经费匮乏。前两次送款的人携带两笔两万美元神秘失踪，局势危急。邓颖超拿出塞得满满的皮箱，对王盛荣只说了一句：“这回，可得托付给你了。” 3.5万美元，在当时几乎是“半壁家当”，一旦再没影，上海局就得熄灯。

王盛荣带着几名同志从瑞金启程。白天装成生意人，夜里潜行山路，越境到香港，再由海路北上。一路假证、化名、乔装，一层套一层。有人在沿海关卡差点认出他的口音，他淡淡一笑：“广东话说得不纯，乡下人嘛。”惊险过后，钱一分未少送到杨尚昆手中。陈云闻讯，只留一句评语：“此人可靠。”

抗战、解放，两度硝烟，王盛荣始终在经济与情报线上出力。1949年新中国成立，他以46岁之龄，受命组建有色金属管理局，下放到赣南、湘西等产钨区蹲点。“钨砂就是钢铁的牙齿，没它，机床啃不动钢。”这句话，他逢人就说。

1950年，周总理交办：一年内向苏联出口一万吨钨砂，换回急需的机械设备。数字吓人。当时的国民党政权经营赣南二十载，年产不过三百吨。加上土匪捣乱、设备破旧，新政府底子薄，怎么完成？王盛荣皱了皱眉，只说：“先干，路上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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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两个月，他发现香港库区冻着国民党遗留的千吨精矿。于是电报北京请求“以矿易车”，换回百辆重型卡车和整整一江缸汽油。车辆进山，矿石外运问题迎刃而解。1951年底，苏联方面签收的吨数正好一万零三十吨，硬是多出计划。周恩来听完汇报，难得露出轻松笑容：“这账算得漂亮！”

可惜，漂亮账单也挡不住暗流涌动。1952年秋，中央纪委收到一封检举信，指称王盛荣私售钨砂中饱私囊，金额以百万计。案卷摆到毛主席案头时，他夹着烟，愣了几秒。这名字太熟。“怎么可能？”他沉声自语。紧接着，毛主席摁响电话：“快请周总理过来。”

不一会儿，总理来了。毛主席递过报告。周恩来翻阅完，轻轻叹气：“主席，王盛荣不仅没贪，他反而冒着风险为国家多换了设备。”他把“以矿易车”的来龙去脉一一道来，并出示当年密电与清单。毛主席这才放下心，笑道：“我就知道他不会出问题。”

可报告首页那行黑色的“建议依法判处死刑”依旧刺眼。毛主席当即批示严查诬告，王盛荣保住性命，却被降为副处级。“革命到了今天，还让老实人吃亏？”周总理话里带怒，也无可奈何。

事情似乎告一段落，可五年后，毛主席偶然问到：“盛荣近来如何？”这一问，才知他仍囿于汉阳轧钢厂，每月领着科级工资。周总理再次核查结果依旧——因同一桩“贪污案”被卡着。毛主席重重搁下茶杯：“再不能拖了，立即改任湖北省冶金厅厅长，待遇照副省。”

文件很快下达。轧钢厂的车间里，工人们这才知道眼前的“王老”原来是开国功臣。有人不解：“这样的人也会被错怪？”老工人摆手：“世事难免风浪大，好在组织终究明白。”

晚年的王盛荣极少提当年的曲折。有人向他打听，他笑着摇头：“那都是小事，国家大局最要紧。”真正令他打开话匣子的，是赣南山路、是驳壳枪的焦糊味、是瑞金夜色里挑灯点钞的情景。

值得一提的是，他对钨矿工业倾注的心血延续了几十年。湖北、湖南、江西的矿山里，经常能看见这位白发老人蹲在矿井口，拿着手电照样品。工程师问他是否辛苦，他摆摆手：“只要机器不停，咱这身骨头不算什么。”

2009年9月1日，王盛荣在武昌家中安静辞世，享年九十九岁。整理遗物时，家人发现那只布满补丁的旧挎包，里面垫着一张早已发黄的收条——“三万五千美元，点交清楚。中共上海局签收。”岁月斑驳，字迹依旧苍劲，那是他一生最珍视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