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西方社会兴起一种极端民族主义理论——“黄祸论”，宣扬黄种人是白人世界的威胁，需联合对抗。这种论调的历史根源可追溯至古代：4世纪匈人西迁引发欧洲动荡，11世纪突厥西迁推动十字军东征，13世纪蒙古西征让欧洲陷入恐慌，这些历史事件逐渐编织出“东方威胁”的心理阴影。19世纪末，随着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加深，“黄祸论”愈发喧嚣：1899年英国出版《瓜分中国》一书，公然规划中国各省县的利益分配；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绘制《黄祸图》，画面中欧洲天使手持宝剑对抗中国式恶龙，号召白人联合“捍卫文明”。
杰克·伦敦的文字更将这种恐惧推向极端。1904年日俄战争后，他发表《黄祸》一文，声称中国若学会西方技术，四亿人口加丰富资源会让白人世界“完蛋”；1910年他写《史无前例的入侵》，幻想西方用细菌战灭绝中国——飞艇投下病菌，北京1100万市民几乎死亡，逃到边境的中国人被枪杀，最后西方瓜分中国土地。这篇小说在美国公开发表，没人觉得异常，因为当时西方流行社会达尔文主义：将“弱肉强食”套到人类社会，认为强大民族吞噬弱小是自然规律；人种学测量脑容量，宣称白种人“优秀”、黄种人“劣等”；马尔萨斯人口论则将中国庞大人口视为“祸患”。这些理论让“黄祸论”有了“学术包装”。
但中国的本质从未如西方所言。孙中山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中明确反驳：中国人本性勤劳和平，战争只为自卫，强大后的中国不会威胁世界，反而会开放贸易，给各国带来商机——这是“黄福”而非“黄祸”。他批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野蛮之学问”，主张人类应互助而非竞争，因为“和气生财”才是文明的底色。
“黄祸论”的余毒不止于舆论，更酿成现实灾难。日本曾照搬这种逻辑，二战期间对中国发动细菌战：浙江丽水等地，日军空投带菌跳蚤、碎布，导致炭疽、鼠疫横行，受害者烂脚病持续近80年，直到今天还有老人在忍受痛苦。这些悲剧不是“科幻”，是“黄祸论”催生的暴行。
如今，“黄祸论”换了新包装：美国《ENFORCE法案》限制华人从事AI工作，芯片联盟围堵、光刻机禁令层层加码，这像极了百年前的《排华法案》。但中国人从未被吓住：中芯国际用多重曝光突破7纳米工艺，湖北芯擎“龍鹰一号”芯片量产百万，中国AI大模型在多模态测评中超越GPT-4；美国四大芯片巨头的掌门人都是华人，亚利桑那工厂里美国工人效率仅台湾地区四成——历史以幽默的方式回响，西方恐惧的从来不是“威胁”，而是中国人“不甘人后、生生不息”的劲头。
从百年前的“瓜分幻想”到今日的科技围堵，封锁从未困住中国，偏见终将被时间碾碎。中国的崛起不是“祸患”，是文明的必然——当一个勤劳和平的民族挺直脊梁，世界该学会的，是尊重而非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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