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5月12日清晨，陪都重庆的雾气刚刚散去，从南岸双河桥驶出的一辆黑色别克总显得格外扎眼——车窗上贴着“国府主席”字样。七十五岁的林森坐在后排，整整衣襟，准备赶赴市区会见加拿大新任公使。谁都不晓得，这将是他最后一次以“总统”身份出门。
这位闽侯老人的政治履历并不辉煌，却异常悠长。从1905年加入同盟会，到辛亥时期任南京临时参议院议长，再到1932年1月被各派哄抬为“国民政府主席”，他用“淡泊”二字在刀光剑影的民国官场平稳穿行。偏偏正是这份不争，让他坐上了全国公推的“调停”宝座，一坐十二年。
那十二年，蒋介石在台前纵横捭阖，胡汉民、汪精卫轮番折冲，真正的政府章印却牢牢握在林森手里。只是印虽在手，事无一件能由他拍板。传阅至主席府的公文堆成小山，不出三分钟就落下一行娟秀“同意”二字，然后由文官长魏怀代盖大印，干脆利落。政坛笑称他是“活符宝郎”，林森闻之也只抚须一笑，“让他们说去”，连辩解都嫌麻烦。
外人以为他逆来顺受，其实这位老先生心里明白得很：主席是块遮羞布，谁真想攥在手里，反倒成了众矢之的。1937年，他私下一句老话流露心迹——“高树多风，常折”。正因为看透这一点，他对蒋介石保持了近乎谨小慎微的合作。蒋送他价值十余万大洋的“子超楼”，他照单全收；蒋屡屡来府上“问安”，他也总是彬彬致谢。表面的恭敬，换的是深宅大院里那份清净。
事情却慢慢起了波澜。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重庆政坛一片喧嚣。林森抬笔写下《小雅·棠棣》“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十字，亲自送到蒋公馆。蒋介石拆开字幅沉吟片刻，旋即笑言：“先生拳拳之忱，弟永铭于心。”转身却吩咐侍从将字收起，说好听是珍藏，懂行的人都明白，这一招叫“软埋”。
5月12日那天，意外第二幕上演。别克在小龙坑三岔口急打方向，车头蹭到疾驶的大卡车后滑向路旁，把一棵大树的粗皮撞裂。车内三人只受轻伤，唯独林森颈部扭曲，眼前一黑又慢慢坐正。他摆手：“无妨。”随行卫士以为老人家吓到了，并未深究，继续上路。二十多分钟后抵国府大门，车门一开，林森半倒在座椅，嘴角轻轻抽动，话已说不清。
医生诊断：脑溢血。高龄再加旧疾，这一撞等于把血管最后的薄壁撕开。消息传到南温泉官邸，蒋介石脸色顿时铁青，当夜电话直拨戴笠：“是不是你的人瞎折腾？”电话那头沉默片刻，只丢下一句：“绝无其事。”
接下来的七十多天里，国民政府行政、军事、党务的电文仍旧盖着“林主席”之印。魏怀按照常例照盖，甚至在林森陷入昏迷后仍在动笔。重庆街头讳莫如深，关于“特务车祸”的谣言却越传越玄。有说胡宗南授意，也有传是汪伪策动，更有人指向军统内部的“黑名单”。然而，所有密档显示，那辆大卡车确系军需运输，司机闯灯酿祸，既非特务也无密令，纯属交通事故。
8月1日，林森停止呼吸。蒋介石在日记里写下：“子超归道山，恸。”随后，一纸命令颁出：予以国葬。各机关降半旗，歌舞场所闭门三日，欧美多国使馆亦随之致哀。表面风光之外，一道新的主席令却在悄然筹划。两个月后，蒋介石名正言顺地兼任国民政府主席，党政军权力悉归一身。波澜从此尘埃落定。
多年后，研究军统档案的历史学者遍寻档卷，也没能挖出任何“处理”林森的密电。或者说，即便军统真有行动，戴笠那套讳莫如深的行事方式，也未必留下纸面痕迹。但更大的可能是：在那一刻，蒋介石不需要背负暗杀元老的恶名，他只需静观自然衰老的钟摆自己走到尽头。林森以一种“事故”离去，既没有破坏名声，也顺手给乾纲独断铺了路——从这个角度看，历史偶尔也会替强人解决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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