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5月24日清晨，细雨笼罩下的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大门前人声鼎沸。两名戴着手铐脚镣的被告被押出警车，那一刻，围观的人群先是屏息，继而怒声四起。法庭里外的目光都落在这二人身上：郭万钧，66岁，南开物理系高材生，曾任东风31固体洲际导弹总设计师；沃维汉，58岁，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培养的博士。几个月后，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2008年11月28日清晨，罪犯伏法，一切尘埃落定。
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郭万钧的名字在京津科研圈里如雷贯耳。他头脑极快、手脚勤勉，据说能在一夜之间把整本设计手册背得滚瓜烂熟。研发场上，年轻人把他当偶像，老人称他“能接钱老、黄老的班”。同一时期，远在哈尔滨的沃维汉正为攻读研究生挑灯夜读，身边资料堆成小山。那时没有人会想到，两条本不相交的科研之路日后会交于暗流。
1987年春，沃维汉踏上前往慕尼黑的班机，身份是国家公派留学生。德国的繁华灯火令他眼花缭乱，钢琴声与啤酒香搅动心弦，更撩拨了他对金钱的渴求。留学三年，他把“祖国需要我”逐渐翻译成“我需要更多”，信念动摇的缝隙里，台湾情报人员悄然钻入。“帮点小忙，报酬丰厚。”对方给出的条件不过寥寥数句，却如钩子一般钩住了他的心。
1991年冬，沃维汉捧着生物物理学博士证书改签回程机票，脸上写满归国献身科研的殷切。然而行李箱夹层里，已藏着一纸特工誓言。为了不引人注意，他先在奥地利注册公司，做进出口贸易。钱真的来了，他很快成了亲友口中的“华人富商”。此时的郭万钧正在西北试验场与技术骨干们蹲在荒漠，盯紧每一次点火试验，高温的尾焰映红了他的防风镜，也映红了官兵的脸。
有意思的是，1994年的一次北京学术酒会，沃维汉戴着金丝边眼镜，主动攀谈那位沉默寡言的总师。上好的干邑让人放松，郭万钧第一次被带进私人会所，灯光暧昧、音乐酥麻。“老郭，你辛辛苦苦拿那点工资，多不值。”沃维汉轻声说。郭万钧没有回答，却端起酒杯一饮而尽。那一晚，欲望开始松动技术骨骼。
之后的三年，两人往来渐密。郭万钧每回京述职，总会被请到沃华生物技术公司楼顶的豪华包间。鹿皮沙发软得像云，法国红酒在水晶杯里闪寒光。“只要一张图，一段参数，就能换四万美元。”沃维汉语气平淡，却字字砸在郭万钧心口。试想一下，几年工资才能抵得上一页报告？贪念和虚荣合力，拉着这位科研泰斗滑向深渊。
1997年起，东风31详细弹体结构、固体燃料配比、射程修正公式，被郭万钧分批抄录后交到沃维汉手上，再通过隐蔽线路送往台湾。为了保险，两人约定一套通话暗号：电话拨通三声后挂断，再拨一次接一秒钟，无需多话。这套看似笨拙的“滴答”节奏，竟支撑了数年的秘密交易。
1999年10月1日，国庆五十周年大阅兵。当东风31方队在长安街隆隆驶过时，观众席沸腾。然而美国国防分析师看完卫星画面后轻轻耸肩，台湾媒体甚至提前一天预告了该型导弹射程及弹头重量。这股诡异从容引起军委警觉。很快，国家安全部成立专案组展开代号“秋鸣”调查。
调查人员翻检保密对象通联记录，一个奇怪的座机号跳了出来——隔段时间便以三声铃声出现，其后紧跟一秒呼入。老侦查员敲着桌子：“规律在这。”于是，戏剧性的钓鱼行动开始。高层批准公开流传“新固体洲际项目”消息，同时特意让郭万钧继续担任总师。纸面晋升、丰厚补贴、名誉加身，一副诱饵摆得明晃晃。
2004年5月，一个午后电话照旧打进，当晚沃维汉悄悄住进郭家附近宾馆。四十八小时后，两人在郭宅交换U盘时遭到控制。只听国安人员冷冷一句：“游戏结束。”这句台词不足十个字，却宣判了二人最后自由。
2007年审判，证据巨细无遗：情报多达436项，涵盖四级绝密七十二项，涉案资金近四十万美元。郭万钧垂着头，只说了一句：“早知道如此，当初不该喝那杯酒。”座席一片沉默。沃维汉面无表情，直到法官宣读死刑时才抬眼瞪向检方，嘴角却抽出一丝笑，那是一种塌陷的绝望。
2008年11月28日清晨，刑场的霜气很重，子弹结束了两条本可璀璨的生命。导弹研究阵线、生命科学领域的同行们没有为他们请愿，也没有人为他们求情。背叛的代价在法律条文里写得清清楚楚——任何人，背景再亮，学历再高，只要越过那条线，就无路可退。
这起东风31泄密案震动的并不仅是军工系统，更给所有科研口敲响警钟。技术没有情感，可操控技术的人有欲望；防线可以多重，最关键的仍是守线的人自己。钱、色、虚荣、外部拉拢，这些并不新鲜，却一次又一次撬动人性弱点。郭万钧与沃维汉的覆灭，写在国家安全档案里，也横在后来者面前：哪怕出身显赫、智慧超群，一旦背叛，这条路只朝一个方向——坟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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