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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富尔马林

编辑|富尔马林

有的公司拿着国家顶级科技王牌,干着保驾护航的大事,结果翻开财报,净利润跟小作坊似的,甚至还经常贴着零上下晃。

北斗星通就是这种典型——名字听起来特别硬核,干的事确实也够硬,可挣钱这件事,真没跟上它手里的技术含金量。

一头是打破美国56年技术垄断、给全球上百个国家提供服务的北斗体系,一头是商誉减值砸出的大坑、几年下来净利还在盈亏线上挣扎的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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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点亮天际,为什么非要自己干一套

现在聊北斗,大家想到的基本都是高精度定位、手机卫星消息、无人驾驶、智能装备这些新鲜玩意儿。可要把这事说清楚,绕不开三十多年前那段不太光彩的经历。

时间拉回到1993年,那时候全球卫星导航这块,美国GPS就是唯一的主角,其他国家要用导航,基本都得乖乖排队,用人家的系统,看人家的脸色。

就在这种背景下,开往印度洋的中国货轮银河号,成了一个关键转折点

银河号在公海正常行驶,美方突然跳出来,说船上可能装着违规化学品,军事力量直接上阵,军舰、直升机跟着走,施压味道相当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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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狠的是,GPS信号被掐了。对远洋船只来说,没有导航信号,跟闭着眼上高速差不多,浪再大一点,哪边是安全水域都不好说。

结果就是银河号在烈日下被困在海上足足三个星期,淡水告急,补给吃紧,船员又累又急。

美方最后上船搜查,里里外外翻了个遍,一无所获,结局就是一句轻描淡写的情报有误,既没查出问题,也谈不上过什么正式道歉,这种处理方式放在今天看都让人火大。

这事为什么在中国记忆里这么扎心?因为它把一个问题摆得很赤裸:全球关键基础设施是别人的,想掐就掐,想开就开,你连问句为啥的底气都不够。

导航不在自己手里,船队、商贸、远洋运输、海外行动,统统存在一个巨大的不确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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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从那时候起,中国高层对卫星导航这件事的态度变了——不是“要不要做”的问题,而是“必须自己干完整一套”的问题。

不管多难,不管要砸多少钱,迟早得把这个命门握在自己手里。后来北斗一代一代往上打,背后真正的动力就藏在这种不想受制于人的现实压力里。

等到2020年北斗三号系统完成全球组网,对外宣布正式具备全球服务能力,中国在卫星导航这个赛道上,终于从“只能用别人的”变成了“有自己完整系统”的那一档。

美国搞GPS,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布局,到北斗三号全球组网时,垄断位置已经坐了五十多年,而北斗的落地,等于直接把这份长期单一控制打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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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简单的技术追赶,而是把被动依赖变成主动选择:自己船队、飞机、车辆、关键设施可以优先用自家系统,和外部不再是单向依赖关系。

更现实的是,在一些敏感场景,如果对方真做出掐你信号这种极端动作,至少还有自己的一套兜底,不会再出现银河号那种完全失明的情况。

从芯片、天线到终端模组,再到行业解决方案,没有这些企业把技术做成产品,北斗再先进,也很难真正融入日常生活。

所以,当下很多场景——比如智能汽车在高速上做高精度导航、无人设备在复杂地形里稳定定位、户外高危环境下通过卫星消息发求救,表面上看是某款车、某款手机在出圈,往里一拆,是北斗整条产业链在支撑。北斗星通就是这条链里早一批冲出来的那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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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层面搞北斗,是长期工程,是战略安全,是方向不会改的事。但企业得活下去,要研发投入,要团队薪酬,要上下游打通,最后都得落在一份份财报上。

战略价值再高,如果在资本市场长期拿不出像样的盈利曲线,压力是实打实的。北斗星通这几年面对的尴尬,就是在这两套逻辑里不断被拉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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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底子硬”与“财务表现差”

说北斗星通,绕不开创始人周儒欣。

这个人身上的标签挺有代表性:河北出身,南开大学人工智能硕士,当过军人,2000年选择脱下军装下海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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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间点很关键,那时候国内的卫星导航产业基本算空白,军用有一些积累,但民用端几乎没有成规模的生态,更谈不上什么成熟产业链。

所以一开始,这条路不好走是可以预见的。既要啃技术,又要想办法打通应用场景,还得跨过军用转民用那道门槛。

涉及导航、定位、安全这些敏感领域,审批、测试、认证的难度都不低,很多企业根本不愿意在这条赛道死磕,性价比太差。

周儒欣的优势在于,既懂技术,又有部队背景,对北斗这条路的战略意义是有感触的。银河号那一代留下的印象,在这一代技术创业者身上会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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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星通最早做的事很朴素,就是把民用产品的可靠性一直往军用标准靠,宁可跑得慢一点,也要在关键指标上过关。

这种思路在前期看上去不讨资本喜欢,因为短期业绩不好看,但从长线看,正是这套打法让它成了国内最早拿到北斗运营服务资质的企业之一。

技术投入带来的成果,很难一句话讲完,但可以从几个典型场景看出它的存在感。

比如这两年被讨论得很多的卫星通信手机,在宣传里,大家记住的往往是某款机型在户外没有地面信号也能发消息、打卫星电话,真正让这个功能跑起来的,是一整套导航与卫星通信芯片、天线系统的耦合与优化。

北斗星通长期在这些环节深挖,对接的并不只是单一消费品牌,而是整条产业链和系统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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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出在财务层面。做芯片、做高精度导航,本身就是烧钱的活。研发投入高、周期长、回报期滞后,如果只按传统重资产制造业的节奏来看,很容易被打上不赚钱或者效率低标签。

北斗星通为了跟上行业发展,在研发上的投入其实挺猛,但资本市场并不会因为“技术很重要”就自动买单,它要的是清晰的利润曲线和稳定的回报预期。

更关键的一点是,这家公司在真正开始被大家关注之前,已经走了一段弯路。

2015到2017这三年,是中国资本市场并购潮最猛的时候,很多公司在这期间选择了同一条路:通过并购快速扩张规模,试图一口气把业务范围和市场版图拉大,给投资者一个“我在变大”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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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星通当时也踩了这个节奏。一段时间内,收购节奏非常紧,华信天线、东莞佳利、德国英泰、加拿大Rx等企业陆续被收入麾下。

站在当时的视角看,这套操作并不罕见,很多所谓的“行业龙头”都是靠几轮并购堆起来的。问题是,并购不是简单相加,而是极考验判断力:标的值不值这价,协同能不能做起来,管理能不能跟上,这些都是变数。

高溢价收购在账面上会形成一个好看的规模,但也会累积大量商誉。只要被收购公司业绩能稳住甚至增长,商誉这块可以慢慢消化,可一旦业绩不达标,就得计提减值,该冲掉的利润一分钱不能少,砸财报是分分钟的事。

北斗星通踩的雷,就集中在2019年。那一年财报一公布,单年亏损6.5亿元的数据,把之前几年积攒的期待基本轰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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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之后,北斗星通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做同一件事:收拾并购后留下的摊子,处理商誉,修正业务结构,再去稳定主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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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矛盾中寻找出路

现在再看北斗星通,最矛盾的地方就在于两个现实同时存在。

一边是从芯片到天线,从板卡到整机方案,在国内导航产业链里,它是绕不过去的参与者之一;另一边是财务数据不好看,商誉减值的阴影还没完全散去,净利润经常在零附近徘徊,离资本市场喜欢的那种“高增长、高回报”差得挺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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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完成全球组网后,真正的难点不再是“把卫星打上去”,而是“让更多行业离不开这个系统”。

从交通运输、农业、港口,到通信、电力、自然资源管理,再到大众消费终端,这几年直接或间接接入北斗的应用场景越来越多。

导航从可有可无的附加功能,变成了很多行业的底层能力。

这时候,像北斗星通这样的企业,就成了典型的“基础支撑”。芯片、模组、板卡,是各类终端能否用上北斗的前提条件,高精度定位服务又是车规级、工程级应用离不开的关键要素。

即便普通用户感知不明显,行业客户对这家公司的技术和产品黏性,却是实打实存在的。

再拉长一点看,中国不会放松对自主可控技术的投入节奏。国家层面多次强调要完善北斗产业链,在关键环节提能升级,尽量把核心技术、核心器件掌握在自己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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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航这种领域,哪怕短期内成本高一点、利润低一点,长期的安全价值,都远比利润表好看几个百分点重要。

从这个角度说,北斗星通很难被简单用“赚多赚少”来评判。它更像是一家被放在战略科技板块里的底层服务商,承担的是一部分“看不见”的风险缓冲功能。

只要北斗系统持续升级、持续应用下沉,它就不可能彻底被边缘化。哪怕财报不够亮眼,它在产业体系里的位置依然重要。

上市公司有社会责任,没错;可上市公司也得对投资者负责,这也没错。当年那波高溢价并购留下一地残局,现在就得老老实实补课:资产结构要调整,非核心业务要处理,现金流要稳住,研发投入和盈利能力之间的平衡点要重新找。

这种调整并不轻松。

参考资料:北斗星通2025年预计继续亏损 商誉减值与研发拖累业绩 管理强化下现金流有所好转
2026-01-27 16:21·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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