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四年的那个八月，于禁正坐在樊城北边的军帐里。
听着外面像要把天捅漏了的大雨，这位老将军心里头恐怕压根没把这事儿当成什么灭顶之灾。
作为曹操手底下办事最严谨、最让人放心的将领，于禁这次接的活儿是带七支精锐部队去救襄樊，对手是名头响彻华夏的关羽。
他选的这个扎营地，地势确实低了点，可按兵书上的老规矩，这地方既方便队伍集结，取水也方便，挑不出大毛病。
但他千算万算，漏掉了一个看不见的对手：几率。
后世翻故纸堆的人才发现，整个汉末三国那几十年里，襄阳因为下雨导致汉水决堤的事儿，统共就记载了三次，中间隔着十几年才有一回。
这万分之一的倒霉签，偏偏让于禁给抽中了。
那雨下得实在太邪性，汉水眨眼间就漫了上来。
于禁引以为傲的那几万精兵，根本没机会跟关羽过招，直接就被大水给吞了。
关羽那边反应极快，趁着这股子乱劲儿，领着水军就把战场给收割了。
结局大伙都清楚：于禁膝盖一软投了降，名声尽毁；庞德死战不退，丢了性命；七路大军彻底报销。
不少人笑话于禁这是不懂地理。
可要是从做决定的路数看，于禁其实是个典型的“老实人”，他按照那99%不出事的常规日子做准备，谁承想就在那1%的“黑天鹅”暴雨里翻了船。
这一把，输得底裤都没了。
翻翻咱们中国的史书你会发现，暴雨这玩意儿，从来就不光是天气预报里的事，它往往是那个能把“完美计划”撕得粉碎的最后一张鬼牌。
要是把日历往前翻个八百年，公元前563年，另一场瓢泼大雨砸在了晋国大夫荀罃的脑门上。
那会儿正是晋国和楚国争当老大的时候。
荀罃领着晋国加上另外12个诸侯国的联军，浩浩荡荡去收拾一个小地方——偪阳（就在现在的山东枣庄）。
本以为是一脚就能踩死的蚂蚁，没成想偪阳城不大，骨头倒是硬得很，守城的人玩了命地抵抗。
攻坚战愣是打成了拉锯战，就在这节骨眼上，老天爷变脸了。
这雨下得有多大呢？
晋国联军的帐篷、粮草全泡在了泥汤里。
城里头的人靠着城墙挡水，日子反倒比城外这帮进攻的过得滋润。
这时候，摆在荀罃面前的，是个两难的岔路口。
手底下的人都在嘀咕：撤吧，雨大得没法待，粮食也发霉了，为了这么个巴掌大的小城，万一耗出个好歹来，把老本赔进去不划算。
这话听着在理，叫“及时止损”。
换个一般的带兵人，借着下雨这个台阶，也就顺势溜了。
可荀罃心里的算盘珠子，拨的是另一笔账。
当初拍板要打偪阳的是他，把12国联军凑一块的也是他。
要是被一场雨浇跑了，以后晋国在圈子里还怎么混？
他荀罃，甚至整个智氏家族在晋国的脸面往哪搁？
这场雨，硬生生把一次普通的打仗，逼成了荀罃政治生涯的生死关口。
于是，荀罃干了件让人掉下巴的事。
他没去哄那些淋成落汤鸡的大兵，反倒把手下将领劈头盖脸骂了一顿，直接立下死规矩：
“给你们七天。
七天之后要是拿不下这城，就把脑袋留下！”
这就叫“自断后路”。
暴雨断了粮道，荀罃就把退路也给堵死。
晋军那帮大兵一看，横竖都是个死，只能在泥坑里玩命。
结果才过了五天五夜，偪阳城就被攻破了。
碰上同样的暴雨，于禁想求稳，结果输得精光；荀罃却敢梭哈，反倒替晋国赢回了霸主的面子。
当然了，要说最会算计暴雨这笔账的，还得是那两个被逼到悬崖边上的小人物。
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大泽乡（现在的安徽宿州）。
九百个被征发的苦力，要赶去渔阳（现在的北京密云）守边。
走到半道上，正赶上黄淮流域到了雨季。
大水把路全冲断了，日子一天天过去。
按大秦那套严得要命的法律，只要迟到，脑袋就得搬家。
这会儿，摆在带头的陈胜和吴广面前的，是个彻头彻尾的死局。
往前走是死（因为误期），留在这儿不动也是死（算作逃兵）。
陈胜和吴广心里这笔账算得门儿清：既然“左右是个死”，那造反这事的成本，一下子就归零了。
以前的账是这么算的：造反肯定死，老实听话能活。
现在的账变成了：造反没准能活，老实听话必死无疑。
一场大雨，硬是在大秦帝国那张密不透风的法网里，冲出了一个巨大的逻辑窟窿。
为了钻这个空子，吴广开始搞事情。
他在鱼肚子里藏布条写“陈胜王”，半夜跑到破庙里点火堆，学狐狸叫唤“大楚兴，陈胜王”。
就在那个风雨交加的夜里，九百个绝望的汉子被这点火星子给点着了。
中国历史上头一回农民大起义，就这么在泥水汤里闹起来了。
紧接着，六国剩下的那些旧贵族也跟着起哄。
谁能想得到，那年夏天淮北的一场暴雨，最后竟然汇成了一股能把大秦帝国给淹没的滔天巨浪。
有些时候，暴雨能干的事儿甚至比打仗还狠，它能直接把一个国家的防盗门给冲垮。
1931年7月，一场几百年不遇的大暴雨狠狠砸向了中国。
当时的惨状简直没法看。
遭灾的地方跨了16个省，南边到珠江，北边直到长城关外。
武汉三镇在水里泡了足足一个多月，安徽芜湖、江苏高邮这些地方更是惨成了人间地狱。
受灾的老百姓多达好几千万。
这哪是简简单单的天灾啊，这分明是对当时国民政府能不能管好国家的一次极限压力测试。
当时有人这么写：“洪水到处乱窜，平原全成了大海，死人多得让人看都不敢看。”
就在中国被洪水折腾得只剩半口气的时候，旁边一直盯着咱们的日本动手了。
有专家琢磨过，这场把中国国力底子掏空的大暴雨，就是日本敢发动“九一八”事变的一个诱饵。
9月份，国联的卫生部长刚跑到南京准备帮着救灾，没过几天，9月18号，日本兵就在东北把柳条湖铁路给炸了。
当一个国家正忙着在洪水里扑腾救命的时候，它的边防大门往往是最松的。
暴雨虽然没直接开枪，但它把受害者身上的防弹衣给扒了个干干净净。
回过头来看看，咱们脚下这片土地，确实太招雨了。
气象学上有条线，叫“50毫米等雨量线”。
这条线大概从西藏东南边起头，顺着秦岭、黄土高原，一直画到大兴安岭。
线东南边，是暴雨撒欢的地方；线西北边，是干得冒烟的荒漠。
在这个圈子里，暴雨的脾气那是相当古怪。
要是赶上江南的梅雨，那是“雨打芭蕉，诗情画意”，透着股子温柔劲儿。
可要是这50毫米的水量在一个钟头里全砸下来，或者像1954年那样，连着泼两个月，那就是要命的灾难。
比如说台湾东北角的火烧寮，号称中国的“雨极”。
这地方一年里头有两百多天都在下雨，最多的一年能下8409毫米。
可乐的是，这么个湿得能拧出水的地方，名字却是因为一场大火来的——传说是乾隆年间，村里煮饭失火，把全村都烧光了，而平时老下雨的山坡那时候竟然一滴雨都没下。
你看，老天爷出牌从来不按套路。
在没有天气预报的古代，面对这种“不讲武德”，人能做的实在太少。
在殷商时候挖出来的甲骨文里，老祖宗们刻得最多的问题之一，就是问雨。
“帝令雨足年？
帝令雨弗其足年?”（老天爷会让雨下够吗？
还是不给下够？）
那时候的人，面对暴雨这种没法控制的事儿，唯一的招数就是磕头祈祷。
到了后来，像荀罃、陈胜、贾鲁（元朝治黄河的名臣）这些狠人，才开始试着在暴雨布下的死局里盘算利益得失，想找条活路出来。
暴雨这东西没感情。
它能让于禁几万大军喂了鱼，也能把陈胜吴广推上历史舞台；它能帮着晋国称王称霸，也能让大秦帝国轰然倒塌。
它不站队，也不帮谁，它就在那儿静静地看着，看谁先把手里那笔账算错。
信息来源：
陶诗言：《中国之暴雨》，科学出版社，1980
王家祁：《中国暴雨》，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2 满志敏：《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 邹逸麟，张修桂，王守春：《中国历史自然地理》，科学出版社，2013 芮孝芳：《中国地学通鉴：水文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8 张艺博等：《“拆解”暴雨》，中国气象报2021-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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