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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日本已先后出现三十余位首相,其中许多任期不足一年,亦不乏卸任后再度执政者。尽管领导人频繁更替,但战后绝大部分时期均由自由民主党一党执政。

当前,日本将于2月8日举行大选,这对现任首相高市早苗而言可谓一步险棋。

去年11月,随着三名无党派议员加入自民党,其联盟伙伴日本维新会重新夺回众议院多数席位,但在参议院仍未能过半。

这意味着高市虽可在无需反对党支持的情况下通过法案,但其行动空间有限,执政基础并不稳固。因此,高市正凭借其个人声望押注此次大选。

目前她在日本国内的支持率已连续四个月超过70%,这是自本世纪初以特立独行著称的小泉纯一郎以来未曾有过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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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日本的人气之高,以致其使用过的手提包、珍珠乃至文具等均被拥趸抢购一空,甚至衍生出一个新词,用以形容高市早苗所购买的物品。

本周,她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举行双边峰会后,共同展开“打鼓外交”。学生时代曾参与重金属乐队演出的高市,带领李在明演奏了多首热门KPOP歌曲。

相关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进一步加深了日本年轻一代对高市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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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年,自民党经历了一系列政治资金丑闻,多位领导人表现平庸且未能扭转经济低迷态势,致使其支持率持续下滑。该党同时还面临来自右翼新兴网络政党,例如参政党和国民民主党的挑战。

然而,高市早苗去年上台后,巩固了自民党保守派基本盘的支持,许多在石破茂时期转向国民民主党与参政党的选民大量回流至自民党。

原本与自民党合作的公明党(其母体为创价学会)与立宪民主党这两个具有代表性的自由主义政党合并,组建自称“中道”的新党,旨在通过此次临时大选阻击高市,试图争取那些立场中间偏右但对高市政权不满的选票。

目前支持高市的主要是日本年轻一代。在18至29岁的日本民众中,对其内阁的支持率高达92.4%,远超过试图左右逢源的岸田内阁与石破内阁。

年轻人支持她的最主要原因,在于长期执政党一贯采取含糊折衷的作风,不左不右、亦左亦右,受既得利益者与社会组织维护,导致局面僵化且难以更替。

年轻一代渴望变革,厌弃中庸,希望看到不同以往的景象,这一点在全球范围内皆有相似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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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新成立的中道党拥有支撑立宪民主党的工会组织,以及公明党母体创价学会的团体票源,但这些多属年长选民。以年轻人为主的流动选票正以汹涌势头流向自民党。

大量此前未参与投票的年轻人的支持,使高市目前甚至有望在国会取得绝对稳定的多数席位。民调结果给予她信心,《读卖新闻》的调查显示,高市早苗似乎胜券在握。

目前各政党在小选区选情如下:自民党在129个选区领先,129个选区双方势均力敌,仅在27个选区落后。

这27个落后选区中,有19个位于大阪,属于自民党联盟伙伴维新会的势力范围,因此自民党实际确定落败的仅有8个选区。中道改革党则在8个选区领先,108个选区与对手持平,86个选区落后。

即便在自由派传统阵地北海道,自民党目前竟也在4个选区取得领先优势。另一家民调甚至预测,自民党至少可获得234个席位,足以单独过半。

倘若大选结果果真如此,未来两三年内,其内阁将组成一个稳定且立法高效的政权,有力推动其经济议程。她目前正在筹划一项规模达21万亿日元的刺激计划,旨在重振日本低迷的经济增长。

其中最引人注目亦最具争议的提议,是暂停对食品征收8%的消费税,为期两年。其逻辑听来颇具吸引力:通过减税与增加支出,刺激消费与投资,推动经济增长与良性通胀,最终使工资增幅超过物价上涨。

她认为这是日本摆脱全球最高债务/GDP比率困境的最佳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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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金融市场以最直接的方式表达了担忧:日本债券市场大幅下跌,借贷成本急剧上升。在其宣布大选及减税计划后,日本40年期国债收益率攀升至4.2%,创下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

20年期国债借贷成本亦大幅跃升。投资者对日本巨额债务与看似随意的支出计划感到恐慌。日本债务规模超过其经济总量两倍,高达9万亿美元,在发达国家中一骑绝尘。

多年来,日本依靠接近零甚至为负的极低利率环境,勉强维持债务体系运转。国内投资者持有其90%的国债,形成一种看似封闭稳定的内部循环。但高市早苗的激进计划促使市场开始认真思考:日本还能继续这样借贷吗?

乐观者认为,收益率上升标志着日本终于走出长期通缩、回归国际常态。健康的通胀本就不应让资金始终滞留于银行体系。

日本以本币借款,债务主要在国内消化,收益率即便上升仍低于全球标准,因此风险可控。

但悲观者警告,日本国债收益率上升可能引发全球连锁反应,其逻辑链条如下:日本是美国国债最大的海外持有国之一,是支撑全球金融体系基石的重要力量。

当日债收益率变得具有吸引力,日本投资者自然会减持美债、转投日债,这将导致美债收益率被迫上升,增加美国政府的偿债成本;同时推高日元汇率,打击日本出口竞争力。

更重要的是,全球资产定价的锚定利率被抬高,估值高企的美国科技股、依赖低利率的私人信贷、房地产、基础设施乃至新兴市场的美元债务均可能遭受冲击。

这一情景令人联想到2022年英国特拉斯政府的“迷你预算”危机:无资金支持的减税计划引发国债市场恐慌,最终导致特拉斯迅速下台。过去十年,日本股市表现突出。

自2012年安倍晋三再度执政推行“安倍经济学”以来,日经225指数涨幅超过六倍,甚至跑赢同期标普500指数。日元大幅贬值使日本成为欧美游客向往的旅游目的地,同时也吸引了大量国际投资者。

但这幅光鲜图景建立在极其脆弱的基础之上:超宽松的货币政策与庞大的政府债务并未解决日本面临的根本性挑战。

人口结构危机、老龄化与少子化导致劳动力持续萎缩、规模达经济总量两倍以上的国债、生产率增长缓慢以及企业文化僵化等问题依然存在。

此外,日本刚从长达数十年的通缩中艰难走出,却须面对全球性的通胀与生活成本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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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早苗的“猛药”试图一次性冲击多个难题,但迄今她更像是一位依靠直觉的政治人物,而非深思熟虑的经济学家。

她对台湾的不当言论鲁莽而无益,除了激怒中国之外毫无所得,甚至曾受到特朗普的批评。她关于外国人的某些言论也近乎出格,例如曾高调宣扬一名外国游客在奈良踢踹小鹿的所谓恶劣事件,后经证实此事纯属子虚乌有。

她主张加大外国人入境或拘留难度,或限制其购置房产,但这并未回答日本雇主为何需要引进劳动力的核心问题,也无助于缓解人口出生率的下滑。

至于其经济刺激方案,计划通过增税与举债筹集资金,可能给日本经济带来巨大风险。倘若日本经济崩盘,世界或面临严重后果。日本仍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其国债市场规模全球第一。

日本央行是全球最后一家坚持超宽松货币政策的主要央行,其任何重大转向都足以在全球资金池中掀起巨浪。随着日债收益率上升,日本投资者需求减弱可能推高其他高负债国家的借贷成本。

更直接的危机在于信心层面。几十年来,日本一直被视为全球金融动荡时的避风港,一旦这个“安全资产”标签被撕去,投资者可能从日本股市、债市、汇市集体撤离,冲击将迅速外溢,或许引发严重的经济危机。

在全球经济本就不景气的当下,这无疑会使全球经济雪上加霜。

2月8日的日本大选,与其说是一场政治抉择,不如视为一次日本全民的经济公投。选民将在变革的冒险与停滞的安稳之间做出选择。

在这个纷乱的世界里,他们或许更倾向于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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