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宝山区的某个小区里,从2025年10月起,住在隔壁的徐先生总是被嘶吼声和敲墙的声音吵醒,他白天上班精神不好,试过戴耳塞、换房间睡觉,但都没用,他起初以为有人在打闹或者情绪失控,就向居委会反映了好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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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月,记者去调查这件事,发现声音是从老董家里传出来的,老董六十二岁,肢体有三级残疾,退休之前在厂里干活,后来生病瘫在床上,夜里咳痰咳不出来,疼得直叫唤,他身边有个女人一直给他拍背擦汗喂药,这女人是周女士,三十九岁,不是老董的老婆,也不是老董的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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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女士和老董认识了十多年,老董是养子身份,他养母在2019年去世时把房子留给了他,两个亲妹妹平时很少来往,更别说照顾他了,那次老董住院昏迷不醒,医生要家属签字,周女士站了出来,但医院说她不算是亲属,不能签这个字,最后还是警察到场帮忙协调,才把事情处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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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姐妹的态度不一样,小妹说“我也有难处”,大妹直接告诉周女士,“你搬走,这房子我来管”,意思是照顾老人可以,但得先让周女士离开,居委会找过她们好几次,没人愿意帮忙分担事情。

残联和民政部门清楚老董的情况,把他列为重点帮扶对象,但他们没办法强迫谁来照顾他,中国的这套制度默认照护责任只落在有血缘关系的亲人身上,没有结婚、户口本上没有关联的人,就算天天帮忙处理生活起居,法律上也只能算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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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一月二十三号那天,居委的助残员帮忙牵线搭桥,老董和周女士去了民政局,老董说话已经不太清楚,手也抖得厉害,周女士握着他的手,替他按了指印,结婚证一拿到手,周女士立刻成了法定监护人,能签字办事,能办理医保手续,也能进病房陪护。

这件事听起来像是结局,其实只是个起点,全国大约15%的长期照护者不是亲属,大多是伴侣或老朋友,但除了结婚,没有其他办法能让他们获得基本权利,日本允许同居伴侣申请监护权,德国实行了亲密关系登记制度,我们这边仍然限制在“结婚是唯一合法途径”这条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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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区残联说要试点非亲属临时授权,但到现在还没具体流程,老董的喊声停了,因为周女士能及时给他拍背、吃止痛药,可他的腰还在疼,药费还在涨,晚上依旧睡不好。

邻居们开始只听到吵闹声,谁也没想到那其实是有人在求救,靠着结婚证解决了签字的事,可解决不了他天天躺在床上的痛苦,周女士辞职照顾他这么久,没拿过一分钱补助,信用卡欠了好多债,也从没人问过她一句累不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