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4月，成都市郊的清晨还裹着薄雾，一支迎亲的八抬大轿悄然停在石板街口。人们很快认出，那位披红挂彩的新郎正是声名显赫的国画大师张大千，年届四十八；而即将移步红毯的少女徐雯波，才满十八。街坊们议论纷纷：“大千先生娶的究竟是哪家闺秀，竟如此年轻？”一时间，好奇心压过了对年岁差距的惊诧，众人都想一睹新娘真容。
把时钟拨回到三年前，1944年。日机时常掠过成都上空，警报声已成城市的背景音。那天午后，张大千正伏案挥毫，他的小女儿带着同窗好友徐雯波来访。女孩梳着长辫，穿一袭青布旗袍，眉目清丽，停在门口时微微俯身：“张先生，能否观您作画？”一句话，脆生生，像一滴水落进墨池，荡开层层涟漪。
张大千阅人无数，却在此刻生出异样心绪。他摆手道：“画嘛，看可以，可别跟我学，省得人家说我收了个学生又收了……”话没说完，自己也笑了。徐雯波认真看画，一双眸子跟着笔锋游走。画成，她轻声赞了句：“这山有骨。”大千听在耳里，眼神立刻柔和下来。
那时的张大千，感情经历早已是传奇。1909年，16岁的他被母亲包办，与远房表妹曾庆蓉成婚；1921年赴沪拜师李瑞清，才名鹊起，又与黄凝素结为伉俪；1934年在北平迎娶唱京韵大鼓的杨宛君；其后与女佣徐鸿宾因战乱相依。漫长岁月里，他走南闯北，身份是画家，也是逃难者、流亡者。最熟悉的，不是闺阁深情，而是兵火与离散。
抗战爆发，张大千先赴敦煌临摹壁画，又在重庆与何香凝相识，受托为毛泽东作像；1945年日本投降，他携眷回到四川。此时的成都城，刀兵未息，松林烟火中却传出琴声与笔墨香，正是张氏大风堂的写生之夜。徐雯波常借“请益”之名登门，两人渐生情愫，却始终碍于世俗。
有意思的是，年岁悬殊并非唯一的阻力。张大千名下已有三房眷属，且各有子女。徐家姑母起初坚拒：“门第可不小，可是岁数差得太多。”然而态度很快软化——张大千不仅在徐府挥毫作画，还帮着置办田契，保住了徐家在乱世中的几亩良田。姑母心里明白：这位名震画坛的大师，不仅笔墨值钱，人脉也是保护伞。
战火再临。1946年深秋，成都遭空袭，刺耳的警报划破夜空。张大千举家仓皇，却迟疑于去向。徐雯波拉住他的袖子：“走，我姑妈家地窖坚固。”两人携手奔向巷尾，炮声轰鸣，尘土四起，这番生死与共让张大千的顾虑渐消，“是她了”的念头一锤定音。
同年底，他先向徐家求亲，再与黄凝素协议分手。关于那段谈话，门房老赵后来回忆：“太太说‘我自去过我的日子’，先生点头，连声称歉。”旧式婚配与现代爱情在此刻交叉，各自落幕。
1947年大婚后，张大千带着徐雯波先赴香港，继而转往印度。那是圣雄甘地遇刺前后，国际学院诚邀他开设中国画课程。徐雯波在檀香木窗下研墨，静听远处恒河波声；张大千则写《仕女图》，彩毫轻转，夫妇合影留在孟买报纸头版，读者以为是电影明星。
1949年，新中国诞生。大千未返故土，携眷辗转南美。1951年落脚巴西圣保罗，他在郊外买下山林，筑“八德园”。园中有湖，岸边种满扶桑与紫薇。清晨，徐雯波放一张藤椅，听丈夫谈论石涛，偶尔帮他研制矿物色。有人称她“巴西最美的东方夫人”，她笑言自己只是画童。
值得一提的是，1956年张大千赴巴黎，与毕加索会晤。法国记者八卦地问：“您的太太比您小三十岁，如何保持默契？”张大千端杯答：“山水需淡墨，夫妻要真心。”短短一句，让在场记者悻悻合本。
流年易逝。1976年，他在加州搬入摩耶精舍，身体每况愈下，却仍握笔不辍。徐雯波守在床前，递水、研墨、整理画幅，从未离席。有友人私语：“年轻时嫁老夫，如今可曾后悔？”她淡淡一句：“画未干，我怎能走。”十六字，被当作佳话传遍画坛。
1983年4月2日，张大千与世长辞，终年八十五。遗嘱留下：珍藏古卷归大风堂历任助手整理，私人衣物交徐雯波处置。至此，两人携手三十四年，跨越四洲三海，琴瑟未辍。
徐雯波的容貌，今日仍可从那几张黑白照片窥见：秀眉微颦，眼眸澄澈，唇角含笑。并非浓妆艳抹，却自带光华。画家以丹青写江山，而他的晚年，却由这位少女般的夫人点染温度。张大千选择了她，不只是因为青春，也因那份在炮火里伸手相救的笃定。这段伴随动荡与流亡的婚姻，最终成为他人生最后的归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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