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兴二年(1279),崖山海面波涛汹涌。

南宋丞相陆秀夫背起年仅八岁的小官家赵昺,闭上眼,纵身跳进了大海。

海面上,浮沉着数不清的南宋军民遗体。

这画面,惨得让人不敢看。

后人聊起南宋怎么亡的,总爱说是气数尽了,或者怪蒙古骑兵太凶猛。

可要把时间条往前拨六年,视线从大海转回陆地,你会惊觉,南宋的催命符,早就画押了。

签发这张死亡通知书的地点,不在崖山,而在千里之外的襄阳;那个执笔人也不是外敌,偏偏是南宋亲手喂养出来的武将。

这事儿背后的弯弯绕,得从一条大江说起。

这条江,宋人嘴里就叫“江”,也就是咱现在的长江。

对南宋小朝廷而言,这江水可不只是水,那是保命的护身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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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长江防线没塌,南宋就能在江南苟延残喘;可一旦防线被撕开,临安那帮君臣就只能坐以待毙。

这道理,南宋心里跟明镜似的,蒙古人也不傻。

也就是怎么打进去的问题,把蒙古大军难住了几十年。

骑兵在草原上那是横着走,可到了南方水乡,那点威风全没了。

他们试过硬啃四川,那是长江上游,结果在“钓鱼城”碰了个头破血流,连大汗蒙哥都把命交代在那儿了。

既然硬拼不行,就得动动脑子。

这节骨眼上,刘整冒了出来。

刘整本来是南宋的一员虎将,但他碰上个要命的职场难题:被穿小鞋。

南宋末年,权相贾似道搞了个“打算法”,说是查账,其实就是趁机整人。

刘整这种从北方投奔过来的“归正人”,成了被整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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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反,等着被杀头;反了,没准还有条活路。

刘整心里这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

他不但投靠了蒙古,还给忽必烈献上了一份灭宋的“作战蓝图”。

他对忽必烈掏心窝子说:南宋偏安一角,现在是一统天下的大好时机。

您要想灭了它,别地儿都别管,就死磕一个点——襄阳。

为啥选襄阳?

刘整这招太阴损了:襄阳挨着汉江,汉江通着长江。

只要拿下这儿,蒙古水师顺水而下,直接干进长江中游,拿下鄂州(现在的武汉),然后顺流向东,就像走平地一样,直插临安老巢。

这招数叫“撤其扞蔽”。

忽必烈听完,大腿一拍,通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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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打南宋像老虎咬刺猬,没处下嘴,刘整直接告诉他刺猬肚皮在哪。

结果没悬念。

南宋守军在襄阳死扛了六年,最后还是崩了。

襄阳一丢,长江天险立马成了摆设。

剩下的事儿就像推倒了多米诺骨牌:长江中游的城镇见风使舵,投降的投降,跑路的跑路,沿岸十二个州府稀里哗啦全丢了。

南宋政权像雪崩一样垮得稀碎,直到崖山那一跳,彻底画上句号。

话说回来,长江这玩意儿对宋朝人来说,真是挺拧巴。

在武将看来,那是阴阳分界线;可在文人心里,那是灵魂的避难所。

就在襄阳陷落的一百年前,另一位南宋名将也站在江边,但他眼里的景色完全不同。

那是南宋刚开张那会儿,岳飞登上了武昌黄鹤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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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的岳飞,刚在江边打赢了好几仗,正磨刀霍霍准备北伐。

他眼前的长江,不是缩头乌龟的壳,而是进攻的跳板。

他大笔一挥,写下那首《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

“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

岳飞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杀回去,收复旧山河。

可惜,他的顶头上司赵构想的却是怎么守住这一亩三分地。

结局大伙都熟。

十二道金牌催命,风波亭里背了个“莫须有”的黑锅。

岳飞一走,长江彻底从进攻的跳板,变成了挨打的盾牌。

这种憋屈,在辛弃疾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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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后,辛弃疾爬上长江下游镇江的北固山。

看着滚滚江水,他想起了三国时的孙权——那个年少有为、霸占东南打仗没够的狠人。

“天下英雄谁敌手?

曹刘。

生子当如孙仲谋。”

这话听着像夸古人,其实是骂今人。

辛弃疾满眼都是长江防线,满心都是打回老家,可能干的,也就是在词里发发牢骚,感叹一句“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对那些被踢出权力圈子的文人来说,长江又变了一副嘴脸。

它不再是铁血防线,而成了一条流放的苦路。

崇宁二年(1103),词人李之仪得罪了权贵,被一脚踹到了太平州(现在的安徽当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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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他算是倒霉透顶。

老天爷好像觉得他还不够惨,接下来的三年里,儿媳妇没了,自己病得差点见阎王,紧接着老婆也走了。

“第一年丧子妇。

第二年病悴…

第三年亡妻。”

这简直是把人往死胡同里逼。

又老又病,孤身一人,对着日夜流淌的长江,李之仪能咋办?

他没像岳飞那样怒发冲冠,也没像辛弃疾那样心有不甘。

他选了个更温柔的法子来对抗命运的操蛋——写情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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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

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这首《卜算子》后来火得不行。

有人说是写给晚年碰上的红颜知己杨姝,也有人说是悼念亡妻。

其实写给谁早就不重要了。

要紧的是,在这位老头笔下,那条隔断南北、挡住铁骑的长江,成了一条拴着思念的红绳。

江水冷冰冰,却装满了最滚烫的深情。

同样的流放剧本,苏轼也拿到了。

元丰二年(1079),苏轼刚从“乌台诗案”的鬼门关绕了一圈,就被贬到了黄州(现在的湖北黄冈)。

从朝廷大员变成戴罪犯人,苏轼心里的落差大得没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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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江边开荒种地,给自己起了个号叫“东坡”。

但他比李之仪看得更开。

他划着船在长江上晃悠,来到赤壁——虽说他心里也清楚,这大概率不是三国周瑜打仗那地儿,只是“听人说”罢了。

但这一点不妨碍他写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在苏轼眼里,长江不光是地上的大河,更是时间的传送带。

管你是周公瑾当年的英姿勃发,还是如今的满头白发,在永恒的江水面前,都是过眼云烟。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这一杯酒,敬给了江月,也敬给了那个没法掌控命运的自己。

要是把目光再往上游移,挪到险峻的三峡,你会瞅见长江更狰狞的一面。

有个当代老船工讲过:在普通人眼里长江是条河,在他眼里,长江是两条路,一条活路,一条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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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百多年前,四十六岁的陆游就走了这条道。

那会儿陆游仕途不顺,被贬到了夔州(现在的重庆奉节)。

他拖家带口,从浙江绍兴出发,逆流而上。

这路有多难走?

陆游在日记《入蜀记》里记得明明白白:这一趟足足走了快半年,一百六十天。

风浪一大就得抛锚,有时候为了过个险滩,得磨蹭好几天。

“三年流落巴山道,破尽青衫尘满帽。”

陆游一边赶路,一边写诗,二十一天狂写二十七首,简直像开了挂。

虽说嘴上念叨“辛苦为斗米”,但沿途那雄奇的巴山蜀水,还是治愈了这个倔老头。

他当时怕是想不到,就是这片让他感叹路难走的巴蜀地界,百年后成了挡住蒙古大军最硬的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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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这玩意儿,总是惊人的相似,还充满了讽刺的轮回。

三百年前,北宋刚开张那会儿,宋军也是顺着长江往东打,收拾南唐。

当时的南唐后主李煜,守着长江天险,以为能高枕无忧。

结果宋军名将曹彬、潘美领着十万大军,在采石矶架起浮桥,一脚跨过长江,兵临金陵城下。

李煜光着膀子投降,被押到了汴京。

离开了江南的雕栏玉砌,李煜才算真正读懂了长江。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这句词成了他的催命符。

宋太宗读完很不爽,赏了他一杯牵机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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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江山,是靠突破长江天险打下来的;宋朝的灭亡,也是从丢掉长江天险开始倒计时的。

从李煜的“一江春水”,到苏轼的“大江东去”,再到岳飞的“直渡清河洛”,最后到陆秀夫崖山那一跳。

两宋三百年的恩怨情仇、决策博弈,都化在这条长河里了。

江水这东西没感情,它只是日夜不停地流。

可正因为有了这帮人的词章和故事,这条全长六千三百公里的河流,才不再是地图上一条干巴巴的蓝线,而成了中华文明里最沉重、也最浪漫的一条血脉。

信息来源:

[元]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85唐圭璋:《唐宋词简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夏承焘等:《宋词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叶嘉莹:《唐宋词十七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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