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日历翻到1643年，也就是崇祯十六年。
这时候，大明王朝那点儿气数，满打满算也就剩下不到半年的光景了。
也就是在这当口，督师孙传庭在潼关战死。
这一仗打完，连具囫囵尸首都没寻着。
更让人心寒的是，那位坐在紫禁城里的崇祯皇帝，因为没见着尸体，一口咬定他是“诈死潜逃”。
别说给点抚恤金了，连个哪怕是安慰性质的谥号都吝啬给。
哪怕后来史书怎么翻，提到这事儿，也就留下了冷冰冰的一句话，但这七个字的分量，压得人喘不过气：
“传庭死，而明亡矣。”
说一个人牵系着整个天下的命运，乍一听像是说书人瞎编的。
可真要是回头复盘，在大明这艘破船彻底沉底前，孙传庭还真就是最后那一块压舱石。
但这块石头，压根不是被李自成搬走的，而是被崇祯皇帝亲手给扔进海里的。
这背后的弯弯绕，荒诞得让人想笑，却又现实得让人想哭。
咱们把时间轴往回拨一拨。
孙传庭这号人，怎么瞅都不像是大明官场里混出来的。
万历四十七年，他金榜题名中了进士。
有个细节特有意思：他在三甲里排第41名。
巧了，排他前头第40名的那个，叫袁崇焕。
老天爷仿佛在这儿埋了个大伏笔：这两位紧挨着的进士，一个成了辽东那边的铜墙铁壁，一个成了陕西战场的王牌主力。
至于后来的结局，大伙儿心里都明镜似的，崇祯是一个都没留住。
孙传庭之所以显得格格不入，是因为他脑子里有本账，这本账朝廷上下都在装糊涂，就他算得门儿清。
那会儿的明朝，陷进了一个死胡同，后来人管这叫“崇祯死局”。
这个死局是个完美的恶性循环：朝廷库房里跑老鼠，没钱打仗——于是变着法儿加征“辽饷”“剿饷”——老百姓没活路了只能造反——流寇越剿越多——需要更多的兵去填坑——朝廷更穷了——接着加税。
谁都明白这是在喝毒酒止渴，可谁也没招。
崇祯九年，孙传庭接了陕西巡抚的烫手山芋。
上任前，崇祯愁得直抓头，在那儿哭穷：“给兵难，给饷更难。”
磨叽了半天，最后只从手指缝里漏出来6万两银子。
6万两，扔进早已烂透了的陕西，连个水漂都打不起来。
换个稍微油滑点的官儿，这会儿肯定两手一摊：“皇上您就给这点碎银子，我就办这点事儿呗。”
要么干脆随大流，混一天是一天。
偏偏孙传庭不按常理出牌。
到了陕西，他干了一件把天捅个窟窿的大事——“清屯”。
大明的卫所制度本来有专门的屯田，是为了给当兵的一口饭吃。
可到了明末，这早就成了潜规则的重灾区：地都被那些有头有脸的豪强霸占了，当兵的只剩下花名册上的名字，吃空饷那是基本操作。
孙传庭心里的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指望朝廷拨款那是等死，指望加税那是找死。
钱和粮食都在那些权贵手里攥着呢，想活命就得虎口夺食。
告示贴出去，那口气硬得像石头：“地不容失一亩，粮不容遗一粒。”
谁敢不交，脑袋搬家。
当地那些地头蛇一开始压根没当回事，心想这又是哪儿冒出来的愣头青，塞点钱也就打发了。
结果一碰面才发现，这人是特殊材料打出来的，软硬不吃。
这一把，孙传庭算是把陕西的既得利益集团得罪了个底朝天，但也真让他拉起了一支能打硬仗的“秦军”。
靠着这支不吃朝廷皇粮的队伍，孙传庭迎来了他军事生涯的高光时刻。
他在黑水峪设了个套，把第一代闯王高迎祥给活捉了，装进笼子送去北京凌迟。
紧接着又把接班的李自成揍得满地找牙，最后只带着“十八骑”狼狈逃窜。
按常理说，仗打到这份上，再加把劲，大明的这点内乱也就平了。
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大明的最高决策者——崇祯皇帝，做出了一个能让后世读史的人气吐血的决定。
因为清军那边扬言要南下，崇祯慌了神。
他觉着流寇已经掀不起什么大浪，一道圣旨下去：把孙传庭和洪承畴从剿匪前线撤下来，调回来保卫京师。
这就是典型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当时就有明白人看出来了：把这两尊大神撤走，那就是给流寇留活路啊。
果不其然，这前脚刚撤，中原兵力就空了。
李自成借着河南大饥荒，喊出一句“迎闯王，不纳粮”，瞬间满血复活，拉起了百万大军。
如果仅仅是调动失误，那也就算了。
更要命的是，孙传庭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被扔进了大牢。
为啥？
因为他那张嘴说了真话。
他不光反对这种瞎指挥的调兵，还因为长期连轴转累病了，请求面圣解释解释，甚至想辞职不干了。
可在疑神疑鬼的崇祯眼里，这一切都变了味儿。
崇祯心里琢磨：你这时候生病？
是不是想偷懒耍滑？
是不是在要挟朕？
再加上之前在陕西清屯得罪的那些权贵，这会儿一个个都跳出来告黑状。
朝廷里那些搞党争的也没闲着，兵部尚书杨嗣昌怕孙传庭抢了他的位子，也在中间使绊子。
最后，崇祯一道圣旨，给孙传庭扣了个大帽子：“托疾规避，显属欺罔”。
这一关，就是整整三年。
三年啊。
这是大明王朝最后回光返照的三年。
这三年里，李自成把福王煮了做“福禄宴”，围攻开封，把中原搅得天翻地覆。
而大明最能打的将领，却在牢房里坐冷板凳，数着墙上的裂缝过日子。
等到崇祯十四年，局势彻底烂包了，崇祯这才想起来牢里还关着个孙传庭。
这时候的孙传庭，头发都白了，快50岁的人了。
外面的世界早变天了。
李自成已经成了气候，百万大军，势不可挡。
而交到孙传庭手里的，只有5000个刚招募的新兵蛋子。
崇祯给了他一个月的口粮，让他去跟李自成拼命。
这哪里是打仗，分明是一道送命题。
孙传庭不是傻子，他心里明镜似的，知道这是拿鸡蛋碰石头。
可他还是接了旨，杀了临阵脱逃的将领贺人龙，整顿军纪，拼了老命练兵。
他需要的是时间。
哪怕再给他半年，这支秦军或许还能有一战之力。
可崇祯偏偏不给他时间。
从孙传庭出关的那一刻起，皇帝催战的金牌就跟催命符一样，一道接一道地飞过来。
孙传庭上疏解释：“兵新募，不堪用。”
崇祯不听，装聋作哑。
兵部侍郎张凤翔也劝：“这是皇上您最后的家底了，得留着救急啊。”
崇祯还是不听，王八吃秤砣——铁了心。
更恶心的是，陕西那些恨透了孙传庭的权贵，这会儿也在疯狂造谣，说孙传庭拥兵自重，想在关中当土皇帝。
这时候，摆在孙传庭面前的，其实只有两条路。
第一条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硬顶着不出关，就在潼关耗着。
这么干，军事上是对的，但政治上必死无疑——崇祯那多疑的性子他领教过，再抗旨，肯定又是“欺君罔上”，抓回北京问罪。
第二条路：听话出关，和李自成决一死战。
这么干，军事上必死无疑，但起码能落个“为国捐躯”的好名声。
孙传庭算过这笔账吗？
肯定算过。
出关前，他顿足长叹：“大丈夫岂能复对狱吏乎？”
这话听着悲壮，其实全是绝望。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与其再回那个暗无天日的监狱受那份窝囊气，不如死在战场上痛快点。
这就是大明最后一位名将心里的那本账。
他不是死于敌人的强大，而是死于对自家皇帝的恐惧。
结果一点悬念都没有。
汝州之战，柿园之战，孙传庭虽然打得不要命，但在绝对的兵力劣势和缺衣少粮面前，惨败是注定的。
最后时刻，李自成的大军破关而入。
孙传庭本来有机会跑路。
凭他的资历，跑了或许还能苟延残喘。
但他没有。
他和监军副使乔迁高，两个人，两匹马，提着两把刀，冲进了密密麻麻的敌阵。
力战而死。
50岁的孙传庭，用这种最惨烈的方式，给自己的人生画上了句号。
他死后五天，西安失守。
不到半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在煤山的一棵树上把自己挂了上去。
回头看这段历史，最让人无力的是什么？
是孙传庭明明每一步都看对了——无论是早期的“清屯”，还是中期的“先安内”，或者是最后的“不能急着打”。
他的每一个决策，放在军事和战略层面，都是标准答案。
但在大明那个烂透了的政治生态里，标准答案往往就是死路一条。
崇祯皇帝到死都觉得自己勤政爱民，英明神武，亡国全是“诸臣误朕”。
他哪里知道，恰恰是他这种急功近利、刻薄寡恩的领导风格，逼死了唯一能救他的人。
历史给人的唯一教训，就是这帮当权者从来不在历史里吸取任何教训。
那个在潼关城头挥刀冲锋的背影，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一个悲剧英雄的挽歌。
更是一个烂透了的组织，如何一步步把它的守护者逼上绝路的标本。
信息来源：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