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6月17日清晨，浙江奉化溪口的剡溪还笼着薄雾。八十九岁的屈武拄着龙头杖，缓缓踏上通往蒋家祖坟的石阶。花篮缎带被露水打湿，岗哨与村民交头接耳，对这位共和国领导人的出现满是惊讶。短短数十分钟，他在毛福梅、姚氏合葬处肃立，三鞠躬毕，转身欲离。议论声此起彼伏：“堂堂政协副主席，给蒋家人上坟？”有人当面追问。老人停步，只留下一句淡淡的话：“经国不能回来，做哥哥的替弟弟尽孝。”
要弄清这句话背后的情感，要把时间指针拨回到六十多年前。1925年夏，五卅惨案震动神州，十五岁的蒋经国因在上海组织罢课被学校除名，旋即被父亲蒋介石送往北平。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临时受托照料这位年轻人。于右任发现自己的女婿屈武与蒋经国同属鼠，且名字都带“经”字，索性摆酒撮合二人结为兄弟。
就这样，一个二十七岁的留洋新锐与一个初出茅庐的将门少年，在老北京的灰瓦屋檐下执杯结义。蒋经国恭敬地称“经文大哥”，年长一轮的屈武则以兄长姿态授课，陪他走上北大红楼前的石阶，散发传单，声援工人运动。那段时光，结下了不解之缘。
1926年底，两人同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北国积雪没膝，宿舍的煤炉噼啪作响，课堂里满是高声辩论的新理论。1927年“四一二”政变传来，惊雷般的消息将同学们一夜推向街头。游行队伍中，蒋经国当众宣布“与父亲划清界线”；屈武则在一份《中央委员宣言》上签名，公开自己的候补委员身份，震动全校。
政治风云瞬息。1930年，蒋经国被分派到西伯利亚矿山“再教育”，那里冬季零下六十度。临行的夜里，他面色苍白，语速很快：“那鬼地方能活命吗？”屈武二话不说，把随身带来的唯一厚毛毯塞进弟弟行李，“别啰嗦，兄弟要活着。”靠着这条毛毯，蒋经国熬过了漫长极夜，而把毯子送出去的屈武，自己也逃不掉监视和流放的命运，在莫斯科郊外硬捱寒冬。
十年后，两人在重庆街头重逢。蒋经国握住屈武的手，“经文大哥，那条毯子救了我。”眼角湿润，却也只字不提各自已然殊途的政治立场。战争正如烈火，友谊却像缕缕青烟，仍在。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谈判前夕，屈武披着国民党顾问的名义回到溪口面见蒋介石。与蒋经国把酒夜谈时，二人观点渐行渐远，常争得面红耳赤。一次茶后，蒋经国轻叹：“你如今倒像共产党的顾问。”屈武端起茶盏，未置可否，只说：“方向对了，比什么颜色更紧要。”
这并非空话。早在1938年，屈武回国后即蒙周恩来亲口叮咛：“留在国民党内，多做工作。”此后，他在国民党内历任宣传、联络等要职，表面上周旋，暗地为我党输送情报。新疆和平起义的顺利完成，与他多方奔走密不可分。1950年春天，任务告成，他进京出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党籍得以恢复，真正脱去伪装。
同年，蒋经国随父辗转去了台湾。从此海峡成了距离，也是裂痕。屈武仍觉得，弟弟不是顽固分裂派，尚有回旋余地。每逢两岸局势松动，他就托人递信递话。“经国兄若能回乡省墓，于国于家皆美。”信中语气温和，却直切要害。
一九八二年之后，“一国两制”概念浮出水面，屈武看见希望更近，劝说越发频繁。蒋经国回信寥寥，托人带口信：“愿意，但条件未熟。”终究没能过海。于是屈武决定亲自赴溪口，以兄长身份完成祭拜。
这一去引来众声喧哗。有人斥他“心太软”，有人赞他“有情有义”。屈武并不辩解。站在茂密樟树间，他低声念完悼词，折下一枝柏叶放进兜里，随即返程。七个月后，蒋经国病逝台北。屈武听到噩耗，手扶窗沿，沉默良久，唁电只有寥寥数语：“遥望云天，涕泗无从。”
兄弟二人，一人在北京政协机关楼里度晚年，一人在台北“总统府”孤灯独坐。他们的足迹未能让波涛即刻平静，但那张毛毯、那条山路、那次祭拜，将长久存于史册。对错功过自有评说，惟人情味最难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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