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法院传票收到了吗？”
林薇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带着一丝我从未听过的陌生腔调——冷静，疏离，甚至有点居高临下。
我正蹲在批发市场的仓库里清点刚到货的一批廉价女装，手机夹在肩膀和耳朵之间，双手忙着把衣服从纸箱里一件件拿出来。仓库没有空调，七月的热浪裹着灰尘粘在皮肤上，我额头的汗水滴在一件印着俗气花朵的雪纺衫上。
“什么传票？”我一时没反应过来，把手里的衣服挂到生锈的衣架上。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然后是一声极轻的笑，轻得几乎听不见，却像针一样扎进耳膜。
“侵占父母遗产的起诉啊，法院应该已经寄到你店里了。”林薇的声音清晰起来，每个字都咬得很准，像在宣读什么正式文件，“我昨天回国的，和我的律师男友一起。他说按照《继承法》，你这些年动用的父母遗产属于非法侵占，我有权追回。”
我手里的衣架“哐当”一声掉在地上，金属碰撞水泥地的声音在空荡的仓库里回荡。
“林薇，”我的声音听起来像另一个人，“你在说什么？”
“姐，别这样，”她的语气突然软了一瞬，但那柔软转瞬即逝，“我们法庭上见吧。王律师说这样对我们都公平。”
电话挂断了。
我站在原地，手机还贴在耳边，听着忙音。仓库外是批发市场下午惯常的嘈杂——三轮车的喇叭声、摊主们的吆喝声、塑料袋摩擦的声音。但这些声音突然变得遥远，像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
六年前，父母车祸去世，保险和家里那套老房子的卖房款一共八十七万。葬礼后的第三天，刚拿到硕士录取通知书的林薇红着眼睛拉着我的手：“姐，我想去留学，这是爸妈生前最大的愿望。”
我当时二十五岁，在一家服装店做销售，月薪三千二。
“钱够吗？”我问。
“英国一年硕士，学费加生活费，差不多要三十五万。”林薇低头看着地板，“姐，我知道这笔钱是爸妈留给我们两个人的，但是……”
“去吧。”我没让她说完。
我以为这只是开始，没想到这“一年”硕士读了六年——语言班一年，硕士一年，博士四年。每年她打来电话：“姐，钱不够了，同学都去欧洲旅行，我连图书馆的复印费都付不起。”“姐，导师说我的论文需要参加国际会议，机票住宿要自费。”“姐，我想换个好点的公寓，现在的合租屋太吵了，根本没法写论文。”
八十七万，一分不剩。
不，不止。我自己的积蓄——那些凌晨四点起床去批发市场抢货、晚上十点还在店里理货攒下的钱——也一笔笔汇了过去。六年来，一共一百五十三万七千六百元。每一笔转账，我都记在一个蓝色封皮的笔记本里，笔记本的扉页上，是父母葬礼后我和林薇唯一的合影——她靠在我肩上，眼睛红肿，我搂着她，表情空白。
仓库的门被推开，隔壁做箱包生意的陈姐探进头来：“小林，有你的快递，法院来的，我帮你签收了。”
她递过来一个厚厚的EMS信封，眼神里带着同情和好奇。在这个批发市场里，没有什么秘密能保持三天以上。
“谢谢陈姐。”我接过信封，手指触到那冰凉的纸张表面。
信封在手里沉甸甸的。我没有立刻打开，而是走到仓库角落那张破旧的折叠桌前坐下。桌上放着一个褪色的塑料杯，杯壁上有深深浅浅的茶渍，像年轮。这是我用了七年的杯子，杯口有个小缺口，但一直没舍得换。
手机震动了一下，是林薇发来的微信。
一张照片：她和一个穿着西装、梳着精致背头的男人站在机场的落地窗前，背后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字样。她穿着剪裁合身的米色风衣，长发微卷，妆容精致。男人搂着她的腰，表情自信从容。
照片下面是文字：“姐，介绍一下，王浩然，我的未婚夫，剑桥法学院毕业，现在在京城最大的律所工作。他说我的案子胜诉率有百分之九十以上。希望我们不要闹得太难看。”
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
然后我打开那个蓝色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最后一笔转账是三个月前：五万元，备注是“博士毕业旅行”。当时林薇在电话里撒娇：“姐，我同学都去冰岛看极光了，就我没去过欧洲以外的地方，求你了，最后一次，我真的只需要五万。”
我当时刚付完下一季度的店铺租金，账户里只剩六万三。
“好。”我说。
电话那头，她欢呼的声音我至今记得。
我合上笔记本，从包里翻出那个旧手机——六年前买的华为，屏幕有裂痕，但还能用。我打开录音文件夹，里面存着几百条录音文件，命名规则是日期加“林薇”。
我点开最近的一条，三个月前。
“姐，你最好了！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要钱！等我毕业回国，一定找个好工作，把这几年花的钱都还给你！不，加倍还！我要给你买大房子，让你当包租婆，天天逛街做美容！”
她的声音在仓库里回荡，清脆，甜美，充满活力。
我关掉录音，打开EMS信封。
传票、起诉书副本、证据清单。起诉书上，林薇的签名潇洒流畅，和六年前那个在我怀里哭的小女孩笔迹完全不同。王浩然律师的名字印在右下角，律所的名字金光闪闪。
起诉金额：八十七万。父母的遗产总额。
他们没提我额外转的一百五十三万。
我把起诉书平铺在桌上，用那个有缺口的塑料杯压住一角。然后从包里掏出另一部手机——去年咬牙买的iPhone，为了和供应商联系显得“专业些”。打开录音功能，放在桌上。
“陈姐，”我朝门外喊，“能帮我看下仓库吗？我出去办点事。”
“好嘞！”陈姐的声音传来，“小林，你没事吧？脸色不太好。”
“没事。”我说。
我拿起两部手机、蓝色笔记本和EMS信封，走出仓库。批发市场走廊的灯光昏黄，空气里弥漫着廉价香水、皮革和汗水的混合气味。我穿过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通道，经过一家家店铺——内衣批发、童装特价、鞋帽清仓。摊主们和我打招呼，我点头回应，脚步不停。
走到市场尽头，是那家我常去的打印店。老板娘正低头玩手机。
“刘姐，”我说，“帮我打印点东西。”
“小林啊，打印什么？”
我把蓝色笔记本递过去：“这个，全部页面，复印三份。”
刘姐接过笔记本，翻开第一页，看到那张合影，抬头看了我一眼，没说话。复印机开始工作，发出嗡嗡的声音，一页页泛黄的纸张被复制出来，上面的字迹有些已经晕开——那是我在仓库里记账时，汗水滴落留下的痕迹。
等待的时候，我打开旧手机，点开微信里和林薇的聊天记录。搜索关键词“钱”，屏幕上弹出几百条记录。
“姐，能不能再转五千？房租涨了。”
“姐，我想买件像样的大衣参加学术会议，这边的衣服好贵。”
“姐，我手机坏了，想换个新的。”
“姐，同学过生日，要去高级餐厅，AA制每人两百镑。”
“姐……”
“姐……”
一条条，一页页，六年的时光压缩成这些文字和数字。我截屏，一张张保存。
“复印好了。”刘姐把三沓厚厚的纸装进文件袋，“小林，你这是……”
“打官司用。”我平静地说。
付了钱，我走出打印店，没有回仓库，而是走向批发市场外的公交站。我需要去一个地方——银行。
32路公交车摇摇晃晃地开了四十分钟，我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怀里紧紧抱着文件袋。窗外是这个我生活了二十八年的城市——繁华的商业街背后是老旧的小区，玻璃幕墙的写字楼隔壁是待拆迁的平房。我的服装店在两者之间，不新不旧，不好不坏，勉强生存。
商业银行的冷气开得很足，我一进去就起了层鸡皮疙瘩。柜员是个年轻女孩，胸前别着“实习生”的牌子。
“您好，请问办理什么业务？”
“我想打印过去六年的转账记录。”我说，“全部，对方账户名是Lin Wei，林薇。”
女孩在电脑上操作了一会儿，面露难色：“女士，六年的记录很多，可能需要一些时间，而且打印出来会很长……”
“多长都要。”我从文件袋里拿出身份证递过去，“麻烦你了。”
等待的时候，我坐在冰凉的金属椅子上，看着银行大厅里来来往往的人。一个母亲抱着孩子在ATM机前取钱，一个老人颤巍巍地填着汇款单，一对年轻情侣在理财窗口咨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自己的账单，自己的难处。
一个小时后，实习生抱着一沓厚厚的打印纸走过来，表情有点不好意思：“女士，一共是两百七十三页。我们经理说需要收一点工本费……”
“没事。”我接过那沓纸。纸张还带着打印机的余温，密密麻麻的数字和日期排列着，像某种无声的控诉。我从第一页开始翻：2017年9月3日，转账50000元；2017年10月15日，转账30000元；2017年12月22日，转账8000元……
一页，又一页。
翻到最后一页，2023年4月17日，转账50000元。备注栏里是我自己输入的字：“祝毕业旅行愉快。”
我把这沓银行流水和复印的记账本一起装进文件袋，拉上拉链。文件袋现在鼓鼓囊囊的，抱在怀里有种沉甸甸的实在感。
走出银行时，天已经暗了。夏日的傍晚，天空是浑浊的橙红色。我站在路边，拿出手机，给林薇发了条微信：
“传票收到了。下周三开庭，我会准时到。”
几乎是立刻，她回复了：“姐，你请律师了吗？需要我介绍吗？浩然说，如果你愿意调解，他可以帮忙争取一个相对好的和解方案。”
我看着屏幕上那行字，忽然想起六年前的那个晚上。父母葬礼结束后，亲戚们都走了，家里只剩下我们俩。林薇缩在沙发里，抱着膝盖，眼睛肿得像桃子。我煮了两碗泡面，端到她面前。
“吃吧。”我说。
她摇头，眼泪又掉下来：“姐，我害怕。”
我坐到她旁边，搂住她：“不怕，有姐在。”
那碗泡面最后谁也没吃，凉透了，油凝结在汤面上。第二天，我开始跑保险理赔、房产过户、银行手续。林薇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三天没出来。
手机又震动了一下，王浩然发来一条好友申请，验证信息是：“林小姐您好，我是王浩然律师，想和您谈谈您妹妹的案子。”
我没有通过。
而是点开了手机通讯录，找到一个很久没联系的名字——赵明宇。他是我高中同学，大学学的法律，毕业后在本地一家小律所工作。去年同学聚会时，他递给我名片，说有事可以找他。
电话响了三声后接通了。
“喂？林静？”赵明宇的声音有点惊讶，“稀客啊，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
“明宇，”我说，声音平静得自己都意外，“我需要个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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