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9日凌晨，北京城的夜风有些凉，人民大会堂灯火通明。警卫静立在走廊里，听见有人轻声感叹：“润之同志放心吧。”就在同一年，远在长沙的湖南省医院里，79岁的周世钊也在病榻上合上双眼，两位同窗先后谢世。许多老一师人这才想起，半个多世纪前，他们曾用一纸长信把彼此紧紧系在一起。
时间拨回1920年3月14日。北京东交民巷一处简陋的宿舍里，27岁的毛泽东铺开毛边纸。窗外是料峭春寒，他却写得分外热烈：“我现在觉得你是一个真能爱我，又真能于我有益的人。”信封贴好邮票，寄往长沙清水塘周家。没有恭维，没有客套，只有青年人对理想与友情最直接的确信。
两人缘起1913年秋。那年，湖南第四师范新生报到，刚满20岁的毛泽东同班里一个斯文的宁乡青年特别投缘。周世钊爱读诗，讲起《离骚》总能眉飞色舞；毛泽东喜欢历史，常把《资治通鉴》里的故事讲得像评书。宿舍熄灯后，别人已熟睡，他们还在幽暗灯芯旁讨论国家前途，桌面堆着借来的线装旧书。
1915年，学友会改选。毛泽东做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周世钊出任文学部部长。两人天天泡在教室、操场、夜校，忙得脚不点地。有意思的是，新开的工人夜校经费拮据，毛泽东干脆号召学生把月例钱凑出来买煤油，周世钊则负责抄课本。夜里十点散学，毛泽东常拍拍他的肩说：“周兄，明晚见。”一句话，仿佛打通了青年教师与工人之间的鸿沟。
1917年的“人物互选”活动验证了他们在同学中的分量。结果一贴出，毛泽东票数第一，德、智、体全项当选；周世钊47票紧随其后。师生们笑称这一对是“一师双璧”。正是基于这种公开认可，彼此的尊重更深，友情更加牢固。
新民学会于1918年底成立，最初只有13人。蔡和森负责起草章程，毛泽东策划会务，周世钊负责通讯联络。学会成员分散各地，书信往来异常频繁。毛泽东索性把信件分类装订，写上《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的封面，自费油印。人手一册，讨论起来就方便多了。那封著名的3月长信便收在卷首，一字未删。
信里，毛泽东分析了“出洋热”的利弊，认为关键在“学问之纲要”，不在地理位置。“中国出过洋的不下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句子犀利，却不是反对留学，而是提醒周世钊：方向比地点更重要。写到末尾，他又忍不住补一句：“以后总要过一回‘出洋’的魔才好。”青年人的好奇与冷静，交织其间。
1920年6月28日，周世钊回信劝友返湘：“相知诸人，多盼兄回湘有所建树。”短短一行，透出迫切。信件飞越千里，把长沙燠热的空气送到北平小屋里。毛泽东看后沉思良久，决定先赴上海，再回长沙筹办师范改造。两人的步调，越走越合，也越走越远。
1927年，毛泽东转战井冈山，开始农村包围城市的探索；周世钊则留在长沙执教，从未离开讲台。山河变色，通讯不便，却难断彼此音讯。1938年、1944年，周世钊先后两次冒险寄信至延安与重庆，每次落款都写：“弟世钊敬上。”他清楚，对方收到时或许已移营，可信总能被转交。
长沙和平解放后，1949年10月15日，毛泽东从中南海亲笔写信给新任一师校长周世钊，赞他“骏骨未凋，尚有生气”。读到“骏骨”二字，周世钊放声大笑，引得同事侧目。几个月后，他获邀参加国庆观礼。10月5日晚，丰泽园里的家宴上，毛泽东举杯：“周兄，好久不见。”周世钊答：“二十三年。”言罢，两人相视片刻，俱都红了眼眶。
席间，徐特立、谢觉哉也在，气氛像回到一师食堂。毛泽东突然提起老校长张干，“老人家近况如何？”周世钊忙说已妥善安置。那顿饭没有山珍海味，却让与会者心满意足。散席后，周世钊向毛泽东提出为母校题写校牌。对方哈哈一笑：“书写两行字，小事。”于是有了“第一师范”四个遒劲大字，亦有了那句被后生反复引用的警句——“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
1950年12月29日，毛泽东再写短笺：“晏睡的毛病正在改，按照太阳办事，不按月亮办事了。”寥寥数语，回应了老友关于作息的碎碎念。工作千头万绪，仍腾出时间报告生活细节，这份体贴弥足珍贵。
自此，两人往来渐少，却从未中断。湖南教育界有言：“周公子一生三件喜：教书、写诗、收润之信。”友谊的温度，正藏在这些不声不响的细节里。
1976年秋，北方落叶与湘江烟雨同时飘零。毛泽东的灵柩送出石柱门那夜，警卫传达室电话铃响起，有老同学泣声道：“周先生也去了。”话音未落，听筒另一端已断线。世事无常，却挡不住人们对那封1920年长信的追忆——一句“真能爱我，又真能于我有益”，说出了青年毛泽东心中最质朴的评判标准，也定格了两位湖南才子的深情。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