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到底想从中国这里得到什么？又怕被美国怎么看？
德国基民盟（CDU）的副主席、在外交事务上拥有重要影响力的约翰·瓦德富尔，选择在这个具有浓厚殖民历史色彩且象征着东西方交汇的第三方地点，发表了一场旨在向两个特定首都——华盛顿和北京——传递复杂信号的演讲。
这次演讲的时机绝非偶然。根据日程安排，德国总理默茨即将在不到三周的时间内，率领一个由大众、西门子、巴斯夫等顶尖企业巨头组成的豪华商业代表团访问北京。
因此，瓦德富尔在新加坡的这次亮相，其战略意图昭然若揭：一方面，他需要抢在总理访华之前，向日益警惕和强硬的美国政府打上一针“政治镇静剂”，以缓解美方对于德中走近的疑虑。
另一方面，他也试图为默茨即将开启的经济之旅进行“政治消毒”，将其定性为纯粹的商业行为，而非战略结盟。 瓦德富尔在讲台上的措辞，一反欧洲外交官惯有的含蓄与委婉，显得异常直白和决绝。
他几乎是以一种近乎献媚的姿态，向华盛顿表露忠心：“无论未来发生什么，德国与美国的距离，永远要比与中国的距离近得多。”
为了确保这番话能够清晰地传递到正在推行“美国优先2.0”政策的特朗普政府耳中，瓦德富尔更是毫不犹豫地给中国贴上了一个极具意识形态色彩的标签——“异类”（outlier）。
他进一步断言，那些仍然将中国视为“伙伴”的想法，不仅是过时的，更是天真和危险的。 这种在政治上与中国激烈切割，同时在经济上又急于前往中国寻求合作的姿态，构成了一种近乎“精神分裂”的外交困境。
这与其说展现了德国的战略定力，不如说暴露了其在全球格局剧变下的深层恐慌与焦虑。德国仿佛一个急需向债主借钱以解燃眉之急的人，却在敲响债主家门之前，先站在村口高声辱骂债主，目的仅仅是为了让村里的恶霸相信自己的忠诚。
瓦德富-尔在莱佛士酒店抛出的，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外交辞令，而是一份试图在美中两个大国之间实现“两头通吃”的、写满矛盾的“无害证明书”。 要理解瓦德富尔如此焦虑的原因，我们需要将视野拉得更远。
他的飞行记录显示，这已经是在短短八个月内他第四次访问印太地区。一位德国的资深政治家，在欧洲自身面临诸多挑战的情况下，如此频繁地穿梭于亚洲，这本身就是一个反常的信号。
这种异乎寻常的“勤奋”，其背后深藏着德国对华盛顿根深蒂固的恐惧。特朗普回归白宫后，美国的外交风格变得更加务实和交易化，不再是那个温情脉脉的盟主，而更像一个时刻计算利益得失的债权人。
从格陵兰岛的风波到对北约军费的持续施压，美国在地缘利益上的诉求已经不再遮掩。 德国人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他们害怕在即将到来的大国竞争中，被美国视为摇摆不定的“骑墙派”，从而招致惩罚性的关税或其他形式的报复。
因此，瓦德富尔必须抢在默茨访华之前，在意识形态层面构筑一道坚固的防火墙。
他的逻辑很简单：只要德国在政治立场上对中国足够强硬，在“价值观”问题上与美国保持高度一致，那么默茨后续去北京签署的数十亿欧元订单，就可以被解释为单纯的“生意”，而非战略上的“通敌”。 这是一种典型的冷战思维的回潮。
在瓦德富尔的叙事中，中国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上的竞争者，更是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系统性破坏者。他似乎忽略了一个关键事实：这个所谓的“规则”，在许多亚洲国家看来，不过是西方世界在过去近一个世纪里用来维持其特权地位的工具。
当他在台上滔滔不绝地将德国塑造成“自由世界的捍卫者”时，台下的许多亚洲听众，心中恐怕在想：一个连自身能源安全、经济增长和防务问题都尚未解决的国家，究竟有何底气和资本，跑到亚洲来指点江山？
政治家的言辞与商业世界的现实之间，存在着一条巨大的鸿沟。如果不看经济数据，单听瓦德富尔的演讲，人们或许会认为德中关系已经跌入冰点。但讽刺的是，刚刚出炉的2025年经济账单，却在狠狠地抽打着这些政客的脸。
就在柏林的政治精英们日复一日地高喊“去风险”、“减少依赖”的口号时，德国的企业界却在用真金白银做出截然相反的选择。数据显示，2025年，德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非但没有减少，反而飙升了55%，创下了过去四年来的新高。
德国对美国的投资却在显著萎缩。 这清晰地说明，在残酷的商业生存法则面前，意识形态的“红灯”根本无法阻挡资本逐利的洪流。德国的商界领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一旦离开了中国的庞大市场和高效供应链，所谓的“德国制造”将面临空心化的巨大风险。
以宝马汽车为例，在过去一年中，由于非市场因素的干扰以及中国本土品牌的强势崛起，其在华销量锐减了10万辆。这10万辆汽车，不仅仅是一个冰冷的销售数字，它代表的是德国汽车工业身上被活生生割下的一块血肉。
再看德国国内惨淡的宏观经济数据：GDP增长预期已被下调至不足1%的水平。如果不紧紧抓住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增量市场，德国将难以支撑其庞大而昂贵的社会福利体系。
于是，我们便看到了一幅极其魔幻的现实图景：在政治舞台上，瓦德富尔这样的政客声色俱厉地修筑着与中国之间的“高墙”；而在商业世界里，大众、西门子、巴斯夫的首席执行官们，却在拼命地挖掘通往中国的“地道”。
政客们在表演着“脱钩”的政治秀，而商人们则在进行着关乎企业生死的“挂钩”之战。这种深刻的割裂，恰恰暴露了德国当前最大的软肋：其政治上的雄心壮志，已经远远超出了其经济现实所能支撑的范围。
它揭示了德国外交思维的根本性错位：他们似乎还沉浸在默克尔时代的旧梦之中，以为只要高举道德和价值观的大旗，世界便会自然而然地追随。他们试图拉拢新加坡、新西兰等“中间国家”，构建所谓的“价值观同盟”，以在中美之间形成第三方势力。
但现实是残酷的。在这个愈发强调硬实力的时代，德国手中可打的牌已经不多。其国防工业的衰退有目共睹，一年生产的“豹2”主战坦克数量尚不足40辆，连满足乌克兰战场的消耗都捉襟见肘。
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决定未来国运的核心科技赛道上，德国也已被中美两国远远甩在身后。一个既缺乏独立防务能力，又在关键科技领域落后的国家，凭什么要求和说服亚洲国家放弃自身的经济利益，盲目地选边站队？
瓦德富尔将中国称为“异类”，但在许多务实的亚洲观察家眼中，那个固守着旧时代优越感、无视地缘政治新现实、只谈主义不谈利益的德国，才更像是一个与新时代格格不入的“异类”。
他们试图用一张泛黄的旧地图，来指导一个已经彻底改变了地形和规则的新世界，这不仅是傲慢，更是一种战略上的懒惰。 这出在新加坡上演的“双簧戏”，或许能在短期内安抚华盛顿的猜忌，为默茨的北京之行扫清一些政治障碍，但这终究是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
德国正站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却试图同时向左右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迈出脚步。无论是瓦德富尔的政治强硬，还是默茨的经济务实，都无法掩盖一个核心的尴尬：在这个多极化的2026年，昔日的“欧洲引擎”正在不可逆转地失去定义世界议程的能力。
当人们看着那些满载着希望与订单飞往北京的德国商业包机，再回想起瓦德富尔在莱佛士酒店那番慷慨陈词时，不禁会思考一个深刻的问题：在这个剧烈震荡的时代，到底是诚实地面对自身利益更难，还是痛苦地维持昔日荣光的面子更难？
德国的精英们心中想必已经有了答案，只是嘴上还迟迟不肯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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