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7月9日深夜，北京钓鱼台六号楼仍亮着灯，空气里混杂着茶香与香烟味。中方三人小组正与基辛格秘密磋商，中美关系的天平在悄悄倾斜。那位一身灰呢中山装、英语抑扬有致的长者不多言，却每每几句就让双方气氛松弛。基辛格侧身低声说：“Your colleague is the most able public servant I’ve met.” 他口中的那位“同事”，就是黄华。

追溯到1913年，河北磁县的一个农家迎来新生婴儿，取名王汝梅。谁也想不到，二十年后，他会和北京风云撞个满怀。1932年，他考入燕京大学经济系，本来一心研究宏观金融，不想“九一八”的炮火把年轻人的志向彻底撕碎。他跑过工字厅，贴过传单，也带头喊过“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标语，1935年被推举为燕大学生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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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都不能再拖了！”这是学生们常挂在嘴边的口号。12月9日那场寒风中的集会，黄华站到长安街中央，浑身被冰雪打湿，仍高声疾呼抗日。时局逼着意气风发的学生踏进更深的政治漩涡。1936年春，他在海淀的一间斗室里宣誓入党，旋即被选作埃德加·斯诺的向导兼翻译，去陕北。那次长征般的旅程，让“红星照耀中国”照进西方世界，他却只留下无名“翻译”三字。

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相继爆发，黄华的足迹从延安窑洞到重庆谈判，从晋察冀前线到北平城头。朱德称他“眼光活”，叶剑英则说他“笔头硬”。1949年初，他奉命接收国民党外交部档案，密密麻麻的机密电报堆成小山，也为新中国外事起步提供了底牌。

1954年日内瓦会议，第一次让外国记者大规模把镜头对准新中国代表团。周恩来在会上那句“求同存异”，是黄华在背后斟词酌句的成果。万隆会议更是如此。临场应变成了他的拿手好戏：印尼记者质疑中国意图，他微微一笑，以流利的法语抛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现场掌声骤起。

六十年代，他远赴非洲。加纳的赤道阳光毒辣，黄华却顶着高温四处拜会部族酋长、工会领袖、大学教授。有人说他像行走的百科全书，随口就能用斯瓦希里语问候，更能在树荫下与村长谈大豆种植。赞比亚总统卡翁达送他一根象牙权杖，称他为“老朋友”。这些看似细节的场景，后来却在联合国投票中化作一张张支持中国的选票。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当“2758号决议”通过的木槌落下，会场掌声如潮。黄华端起茶杯，轻啜一口，神情依旧淡定。外媒记者冲上来，他只说一句：“这是历史选择了中国。”但谁都知道，正是他日复一日的游说，为中国赢得了关键一票又一票。

1978年，他以副总理兼外长身份赴东京，同园田直在条约文本上签字，将“反霸权”四个字牢牢写进《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学界至今仍在讨论那四个字背后的战略纵深，而在当时，黄华只是对助手说：“国无常敌，利在万世。”短短十个字，却是多年国际斡旋的结晶。

1985年春，全国“两会”期间发生一场虚惊。香港记者围住黄华，连珠炮似提问，他拣要紧的回答几句，匆匆离席。次日，邓小平在接见香港媒体代表时忽而说起：“有人讲解放军今后不驻香港，那是胡说八道！”话锋犀利，全场愕然。

没多久，阎明复找到黄华的秘书：“赶紧向老黄报告，出事了。”黄华翻遍记事本，自认从未谈过驻军。他打电话到邓小平办公室，请求调出采访录音，并用党员身份担保。录音带临时被中办取走，气氛一度紧张。

第二天下午，真相浮出。原来是记者误解，将黄华提到的“一国两制下的高度自治”曲解为“可不驻军”。邓小平得知后，当着包玉刚等人的面开口：“昨天的话不对，黄华没有胡说八道。”一句澄清，算是给了老人家公正。黄华听闻后，只笑着摇头，“总算睡得着觉了。”这场风波，也印证了他那句老话：口说无凭，档案最硬。

2010年11月24日，黄华在北京谢世，终年98岁。翻开他的履历，从陕北窑洞到联合国讲坛，从非洲草原到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跨度几乎与共和国同龄。人们记住他在大会堂里镇定自若的身影，也记住那一晚钓鱼台灯火下的沉稳嗓音——这是中国式外交的另一种注脚：分寸、坚守、灵活兼具，风度与原则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