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0月的一天清晨，旅顺港海雾未散，一对风尘仆仆的夫妻抱着两个孩子踏上甲板，码头上只有寥寥欢迎人，他们就是刚刚结束五年软禁的蒋英和钱学森。大洋彼岸的幽禁生活就此划上句号，但蒋英的第二段人生，才刚刚开场。
蒋英1919年出生在浙江海宁，父亲蒋百里是孙中山倚重的军事理论家。家学渊源之中，她却偏偏钟情于音乐。17岁那年随父亲赴欧考察，本想陪伴几月即返，却因为在柏林听了场声乐大师课，决意留下来深造。语言关成了第一道坎，她啃德语词典、看戏剧剧本，仅半年就脱口而出一口地道德语，师友称奇。战争阴影很快笼罩欧洲，柏林上空警报日夜不断，她在地下防空洞里抱着乐谱背旋律，挨饿也不愿荒废功课。逃到瑞士后，她以在苏黎世音乐学院的优异成绩拿下文凭，十年寒窗终收硕果。
1947年春，久别归国的蒋英在上海舞台上一鸣惊人，一曲《登山者》惊艳全场。演出当晚，后台来了一位风度翩翩的学者——钱学森。表面上，他是受邀聆听音乐会的“贵宾学者”，暗地里却是来兑现父母当年“娃娃亲”的那位干哥哥。饭局上，本该与钱学森相亲的两位名媛侃侃而谈，钱学森却偏偏抬眼盯着对面的蒋英。散席时，他轻声说：“可以陪我走走吗？有些话，只想跟你说。”短短六周，两人定下终身。8月，婚礼在上海举行，随即双双飞往洛杉矶。
洛杉矶的日子并非一帆风顺。1950年，美政府突以“泄密嫌疑”为由，禁止钱学森离境。别墅门前时常有联邦调查局探员把守，朋友不敢来往。两个年幼的孩子嗷嗷待哺，家务全落在蒋英一人肩上。她白天备课，晚上哄娃，小提琴只能在夜深人静时轻轻练习。一次，她把哭闹的女儿抱在怀里，压低嗓音哼唱舒伯特的《鳟鱼》，探员隔窗探着头听了半晌，忍不住轻声赞叹：“这夫人有两把刷子。”
艰日终于过去。1955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多方斡旋下，美方同意放人。重返祖国的前夜，蒋英整理行李，特地把那把陪伴自己十年的旧小提琴放进箱底——这是她全部的“嫁妆”，也是未来战场的武器。
归国后，钱学森投身国防科研，忙得连家都顾不上。蒋英却不甘心只做院士夫人，她要重新登台。可在上海试唱时，带着浓重德语鼻音的中文咬字让评委集体皱眉。“北京话还得练，”一位老声乐家直言不讳。蒋英放下身段，拜京剧名票吴嘹为师，天天对着铜镜摹仿四声，嗓子嘶哑也不休息。一年后，她在重庆音乐厅连返场六次，媒体盛赞“归来的女凤凰”。
就在最意气风发的时刻，她却接到调令：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聘请她做副教授。舞台与讲台，她只得二选一。领导动之以情：“钱先生常年蹲在实验室，你若再到处巡演，老人孩子交给谁？”蒋英沉默片刻，收下任命。1959年9月，她携演出经验与西方教学法走进学院，恰逢第一届新生报到，名单里一个叫李双江的黑龙江小伙子引起注意。蒋英为他订正吐字、改换换声区，三年苦功后，李双江以《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一炮而红，日后在访师节目中他常感慨：“没有蒋老师，就没有我的高音C。”
课堂之外，蒋英的生活依旧忙碌。老人们渐渐年迈，两个孩子成长路上她几乎形单影只。大儿子钱永刚1978年赴美留学，攻读电子工程博士，九十年代后回到上海从事航天科普。晚年时，他常陪父亲整理火箭笔记，也把母亲留德时期的信件影印成册。女儿钱永真心思细腻，留在美国任教音乐，常与母亲通信。信里，蒋英写得最多的是“莫忘根脉”，字迹圆润，却透着女高音般的刚劲。
时间来到2012年2月5日，凌晨的北京冬夜寒冷刺骨。蒋英因病医治无效，在301医院离世，享年93岁。她的离开很安静，只留下书桌上那本翻开的《声乐心理学》；钱学森紧握她的手，默念一句德语：“Meine Liebe， auf Wiedersehen.” 十个月后，钱学森也追随而去，家人说，老人走得安详，像是去赴一场音乐会。
如今十二年过去，钱永刚依旧在高校兼课，出版了《父亲的钱学森》一书，常被请到航天展览做讲解员；钱永真则在波士顿教授声乐，每年清明都会飞回海宁，将母亲曾穿过的演出礼服捐给家乡博物馆。兄妹俩低调却坚守原则，对外鲜少提及父母显赫的光环。
有人感叹，蒋英这一生似乎总在“成全”别人：先是父亲、后是丈夫，再到学生。其实细想，她更像位卓越的舞台调音师——懂得什么时候把麦克风推向对的人，也知道何时为自己发声。如若没有那段在柏林防空洞背谱的执拗，如果没有对四声的苛刻锤炼，中国声乐教育便少了一位把西方美声与民族唱法融汇的拓荒者。另一方面，钱学森的工作离不开一个安稳大后方，这个后方正是蒋英用耐心与才智筑起的。
回到旅顺港的那个清晨，浓雾散去，海风带着咸湿的味道。船舷边的小小钱永刚指着海面问：“妈妈，我们回家了吗？”蒋英弯腰抱住他，轻轻答：“是的，彻底回家了。”这句朴素的回答，也昭示着她此后五十余年的选择——把个人才能与国家的需要悄然缝合，不喧哗，却始终闪耀。
热门跟贴